从1994年4月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接入至今，20年来互联网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管理风险。

（一）从“网络问政”到互联网“最大变数”

中国政府前些年主张“网络问政”，尽管基层的社会矛盾在累积，但“网开一面”，给民意的表达和释放提供了出口。《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提出“打捞沉没的声音”，“包容异质思维”。

本届中央政府力推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坦率地表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为给全面深化改革缔造一个稳定的舆论环境，政府更多地看重互联网对政府管控社会的“最大变 数”，避免网络偏激舆论裹挟民意误导决策，并积极“亮剑”打压借助互联网造势的“寻衅滋事”。如果听任偏激舆论扰乱社会心理，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导致执政危机。这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来最为强势的政策思路。

（二）强势机构组建，理顺管理体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一直比较混杂，出现过“九龙治水”的局面。2014年2月，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宣告成立，担负起了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的职能。领导小组单独设置正部级的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顶层设计的搭建完成，体现了高层保障网络安全、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

中央网信办是继上世纪90年代由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后来演变为经贸办和经贸委）之后，最强势的跨部委管理机构之一。自成立以后，一 直以“白加黑”、“5+2”全年无休的方式工作。各地方也都在组建相应的网络管理机构，江苏、河南等省的网信办主任还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兼任。

（三）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依法治网是依法治国的薄弱环节和工作重点之一。需要把管理者依法管网、从业者依法办网和全体网民依法上网结合起来。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0月发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明确约束“人肉搜索”曝光个人隐私的行为之外，也提出为了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可免于担责。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与已经实施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对涉及互联网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处置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执法依据。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互联网立法，也在研究酝酿中。

微信公众账号具有手机上的媒体属性，对舆论秩序的影响可能比微博、论坛和纸媒为甚。全国报纸约2000家、杂志约1万家，但微信公号约580万家，而且多为体制外的人士或机构在运营。国信办2014年8月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网友称为“微信十条”），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从业资质、审核机制、权限设置和违规处罚等反面做出了具体规定，特别是要求对时政类微信公号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

网站要当好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守住第一道屏障。新浪微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网上发布谣言将及时得到澄清，遭遇网络侵权能寻求权利救助。人民网举办了“善意回帖”评选活动，倡导网民理性发言，不发布“恶意回帖”。

构建良好的网络法治环境，更离不开全体网民自觉依法上网，发挥网民群体对网络生态的自我修复、净化机能。中央网信办组建后，设置“网络社会工作局”，开展 对网友包括“大V”的联络，推动成立网上社会组织。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引导网民恪守文明上网的“七条底线”，减少情绪化表达，形成和而不同的言论规范，并对网站的工作进行监督，对谣言流言和偏激声音予以抵制和斗争。

（四）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升网络话语权

对互联网能否趋利避害，核心问题在于网络话语权的归属。互联网难以形成像物理空间那样严格的国界，全球舆论的交融空前方便，海外舆论也早已渗透到了中国的 微博和微信等平台。6亿微信账户中，有1亿来自海外。基于此，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打造一支反应迅速、机制灵活又有较高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网络“国家队”，对 有效地扩大网络话语权、对冲外部杂音的干扰，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推行微博、微信、微视“三微”战略，进一步兑现政务公开，改变了前几年政府工作在互联网上被“吐槽”和批评的被动局面。在2014年，政务微博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和《2014上半年度腾讯政务微博发展研究报告》，截至 2014年6月，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开设的政务微博达到119169个，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也达到181524个。

除政务微博之外，政务微信和客户端发布厅的建设2014年也有大踏步的前进，政务微信公众账号预计2014年底将达到6万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陆续入驻搜狐新闻客户端政务平台，利用重大信息快讯推送、政务直播间等特色栏目，提高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政务新媒体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由粉丝数和影响力导向转变为服务力导向，网上办事逐渐成为常态。

@人民日报 等主流媒体的微博、微信、客户端还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形成了日趋常态化的联动。2013年11月，人民网发起“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成都研讨会”，为他们的 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发表“成都共识”，提出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主流媒体微博主动转评地方政府的声音，放大网上的正能量。

以往的政策宣传，常靠“稿海战术”。由于众多媒体密集发声，给人以山雨欲来的印象，似乎互联网言路收紧了，引起了不必要的抵触情绪。2014年8月7日国信办发布“微信十条”后，舆论引导压数量而重质量。这个规定公布当天，腾讯股价大跌，随后又开始大幅反弹，冲上历史新高，随后逐步回落。资本市场是最敏感的，腾讯股价站稳表明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微信十条”。

（五）做好网上“意见领袖”工作，发展“网上统一战线”

影响和团结网络名人，引导其客观、理性地发言，也有助于网络主流话语权的建设。201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组织了“网络名人故宫行”、“丝绸之路万里 行”、“粤来粤好——2014网络名人看广东”等活动，起到了密切关系、消弭分歧、共同传播正能量的作用。一些民间“大V”下基层、接地气，有利于他们客观地把握国情和主流民意，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大V”们平时相对超然的地位，较少的预设立场，对公众的说服力更大，属于一种有待开发的新媒体资 源。

2014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草根知识分子浮出水面。其实，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绕开传统的学术文化出版和传统媒体的成才路径，借助互联网登堂入室，已 有先例。“唐家三少”、“当年明月”进入了中国作协全委会。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免费出版平台，保障了话语权的均等化，为“屌丝的逆袭”提供了可能。

草根知识分子对市场竞争缺乏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批评，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当网上“公知”对体制的“吐槽”缺乏建设性，并容易撕裂社会时，他们对 体制和国家民族寄托着美好的情感，因而在民众中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同时也要看到，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由于所受教育的局限性，习惯引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逻辑和语言来批判改革，导致网络语态的“左”转情绪，更易与民粹思潮裹挟呈现出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在从草根中发现和扶持“正能量”的“大V”时，要避免用草根批判精英，加深与知识界的裂痕。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在发展初期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需要鼓励更多学术文化资源上网，加厚互联网的文化土层，培植网上的科学理性。

（六）探索政府舆情工作的机制和方法，培养专业人才

大数据时代，网络海量的舆情信息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全息图，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精准把握和科学利用，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政机关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近几年，各级政府的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能力一直在稳步提升，2014年又突出表现在从主要注重危机爆发后的应急管理，向加强常态的智能化舆情工作机制建设转 变，从生硬的灌输式宣传，向以理服人的智能化引导过渡，并且开始重视舆情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

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江苏昆山工厂爆炸发生后四小时才发布信息，发布会三易地址；河南获嘉化工企业扰民事件后，“县官与民众对话，警察持枪撑伞护卫”传言形成次生舆论灾害；广东博罗民众垃圾厂聚集事件中，面对三天前就有的微博聚集信号，政府不及早应对，导致错失提前化解危机的机 会。

有些地方政府把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维稳和回应民意关切对立起来，舆情应对意识和处置能力有所退步。在杭州余杭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地方宣传干部在微博发问：发生冲突时“警察为什么不开枪”；余杭区公检法司机关联合发布通告，要求犯罪嫌疑人自首。这些改革以来已多年不见的言论和做法，有违法 制原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面对社会舆论的多元声音，宣传工作要站在群众中间，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不宜站在群众对立面。

近年来，中国在重大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上，都已经有了比较系统和科学的工作机制。而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这些机制，需要在长期的处置实践中对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提炼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技巧，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运作。舆情监测机构可望向新型智库方向发展 舆情应对、舆论引导，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北京东方剪报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