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监测】舆情监测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美国报人普利策说过:“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在今天, 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经常受到体制惰性的硬约束和类似《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中商家金钱的软诱惑,限制了其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以互联网为主要对象的舆情 (public opinion)监测,搜集和梳理公众意见,提供给政府、企业和其他客户做管理决策的参考,借以改进政府的公共治理,改善企业和NGO等社会组织的运营, 打造和维系其公共形象。舆情分析师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船头瞭望者”。
在今天的很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上,舆情分析师往往比一线记者更活跃,在政府有关部门面前的话语权有时甚至超过了记者。无论政府还是企业, 在私下场合都需要了解媒体和公众对自己的真实看法,据此妥善地制定决策和及时地调整修正决策。一些公开发表的舆情分析报告和榜单,也能以客观数据呈现的方 式,规避新闻报道的约束。
舆情监测成为新闻报道的B面,从另一个角度承载着新闻工作者改良社会、推动良政和善治的理想。
舆情监测:社会转型期的“太阳耀斑”
太阳耀斑是一种剧烈的太阳活动,是太阳能量高度集中释放的过程。现阶段,舆情监测业务的需求量猛增,好比“太阳耀斑”一样集中剧烈释放。
国内舆情监测业务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包括智能化搜索引擎的舆情监测平台,舆情分析报告,社会化媒体传播,特别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运营,舆情应对和媒介素养培训等。
舆情监测产业的出现,有这样几个历史条件:
第一,全民传播时代到来。
过去传统媒体的接触率受到文化教育程度、交通、电信等条件的约束,政府和企业的“信息相关方”其实是十分有限的。政府领导人、企业负责人通过个人的信息渠道,不难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轻松地敲定决策;如果想控制相关信息的传播,也比较容易做到。
如今,世界的关联性极大增强。网络时代出现了众多的“信息相关方”,远远超出领导人的目力所及、秘书机构的能力范围。
来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最新数据,中国网民数量突破6亿,居世界第一;网站达400万个,网站访问量仅次于美国;手机用户达12亿,移 动网络用户超过8亿。中国有103家网站提供微博客服务,微博客账号总量已突破13亿。此外,中国还有微信账户6亿,其中境外账户1亿。
几亿网友,意味着几亿个“摄像头”,每个人都可能在突发事件现场发布见闻;几亿网友,还意味着几亿个“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针对公共事务 发表意见。这就需要专业的舆情机构,借助智能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进行舆情搜集、梳理和研判,提供专业的应对之策。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震荡。
1978年岁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经过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加速驱动,导致建国后前三十年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和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但现阶段利益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利益博弈的 规则还不够透明和规范。当前,互联网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通道。因此,以互联网为主力平台的舆情监测,具有社情民意风向标的意义,可测量社会的和谐 度与稳定系数。反过来说,热点舆情的频率和烈度,则提示着当下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和潜在破坏性。
舆情监测对于政府公共治理的意义,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对于政府工作,包括企业管理来说,舆情监测也具有这样的民意预 警功能。2013年秋季以来,微博的活跃度急剧下降,一方面微博平台上好勇斗狠的言论氛围得到扭转,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微博的舆论预警功能弱化,这对政府 及时把握民意脉搏不利,需要适度保留微博的舆论活力。
第三,现代新闻舆论环境呼唤新型网络智库。
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公共关系是为了促进公众对本组织的认知、理解和支持,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以利于提高政策拥护度,或促进企业产品销售。 今天的PR(Public Relations),政府、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离开互联网是难以想象的。互联网不仅成为消费者评估某一品牌的重要信源,而且成为公众评估政府公信力 的重要信源。政府、企业的信息传播、关系协调与形象管理事务,都需要在互联网平台上展开,以网络帖文为民意素材,以社会化媒体作为低成本、病毒式传播的传 播渠道。
在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有所诉求,一个更为便捷的通道,就是网络表达。去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 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7次提到微博和微信。基于互联网的政策反馈研究,网络意见更为直率,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避免基层调研和座谈会等 形式可能因为现行体制的“中梗阻”而听不到真实的、尖锐的声音。
如果能结合新闻宣传、公共关系和对策研究诸功能,就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智库。这是舆情监测的高端增值业务,即智能化搜索引擎+公共关系管理+社会化媒体传播,也为新闻媒体、公关公司、软件公司的转型提示了方向。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舆情监测业务的爆发式增长,是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阶段性需求。随着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特别是法治的健全,利益博弈逐步转入制度化、法制化的渠道,而无需更多地借助舆论压力,舆情监测的业务需求将趋于平缓。
(东方剪报媒体舆情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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