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不仅反映民众的意志，而且每时每刻也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与行动，表现为巨大的社会能量。其推动社会发展或把社会拉向倒退的两种作用，形成 舆论的正能量和负能量，据此可把舆论分为正向舆论和负向舆论。正向舆论像探照灯和警报器那样，为人类指引前进的方向，产生了认识与创造社会文明的一系列定 律。

一、舆论正能量的文明增益

正向舆论给人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向，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重要价值，是任何物质和科学作用都无法代替的。正向舆论包括诤言、褒扬和曝光丑恶，真实、率直地揭示事理，维护大多数公众的利益，体现出唯物论的认识准则。

（一）诤言对真理的揭示

2007年6月，云南省政府向社会广泛征集群众诤言，鼓励各界人士为云南发展献计献策。凡取得重大效益的诤言，将获得云南诤言奖，最高奖金达５万元。鼓励诤言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天壤之别。民众诤言一旦被激活，说真话、讲实话的激情被广泛调动起来，社会的顺利发展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说真话、实事求是地评价公共政策和管理，在街头巷尾和每年的各级两会上都不绝于耳。实事求是地说明某个具体问题的实情，指出某种实践活动的道理和方法，这种形式逻辑的诤言为解决或完成某项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如果就实践范围大的理论或政策问题，从事物的本质联系、发展变化说明社会的全面情况和趋势，表达的是辩证逻辑的诤言。无论哪种诤言，舆论领袖或舆论人都以表达真理为目标，往往不怕牺牲，充满执着、坚定的信念。

1978年9月25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收到惠州检察院麦子灿一封尖锐的批评信，直率地指出省委领导“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夸夸其谈”。信中指名道姓地 说：“习书记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习仲勋不仅给麦子灿回了信，还在省革委会上读了这封来信，两天后又向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转发了麦子灿的来信和他的回信，要求“在党委中进行讨论”。[1]公共权力尊重诤言，善于听取直言，是政治秉公正大、光明磊落的表现。

麦子灿的诤言和习仲勋不拒诤言的胸怀，很快转化为舆论，在广东传为佳话。诤言以表达真理为动机，以事实为根据，既不屈从权威的高论，也不惧怕压制和整肃，更不会因自谦而退避三舍。正如马克思说，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让它对谁谦逊呢？

（二）社会褒扬的思想教化

公众对先进、模范人物的赞颂，对正确经验和理论的肯定，称为褒扬性舆论。广大公众和媒体以正面事例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善待社会和他人，如何从事工作和生产，肯定以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处理公共问题，具有广泛的深刻教化作用。

舆论褒扬富有时代性，肯定的是人类先进的价值观，而不是陈旧、有局限性的好人好事。雷锋的节俭与衣食无求，同今天扩大内需的经济规律毫不协调，但他的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高尚道德却永不过时，舆论对雷锋精神的褒扬，强化的是人生价值。在现代社会，不断向广大公众注入公平观念、效率观念、正义立场、民主意识、公仆意识和开拓精神，褒扬性舆论才有时代意义。

（三）舆论曝光的社会自卫

公众发表揭露性意见，对丑恶和不良现象进行挞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舆论监督。较之分散的公众批评与曝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则更深刻、更有声势，它既是人民自我保护的强烈呼声，又能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压力，构成社会自卫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以权代法或以言代法成为社会痼疾，以权谋私和恶劣的官僚作风成为社会毒瘤。民众大胆揭露各种丑陋，得到民主政治体制的保障，舆论监督才能经常化、制度化，构成无处不在的社会法庭。17世纪的洛克把舆论与“神法”“民法”相提并论，他说：“人们在判断行为的邪正时所常依据的那些法律，可以分为三种：一为神法（divine law）、二为民法（civil law）、三为舆论法（the law of opinion or reputation）。”[3]边沁也认为，社会成员通过共同努力“就可能形成一种法庭或仲裁机构。我们可以将这种仲裁机构称为舆论法庭”。[4]

中国格言“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国格言“我们都在看着你呐”，标志舆论曝光如同天罗地网，民众的目光严峻而敏锐，任何隐蔽的为非作歹都难逃法网。有些官员大权在握，常常肆无忌惮地压制监督，对监督者发出威胁。某市的领导面对记者的揭露报道，竟然对下级工作人员发出警告：“要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对干部向高级媒体提供线索、参与报道的，要记录在案，永远不能重用，所有的反面报道要一查到底，看看究竟是谁提供的线索。”[5]腐败与渎职者的这种耀武扬威，正是腐败与渎职行为不断产生的根源。但舆论监督不会沉沦，这种社会免疫力最终要杀灭一切社会细菌，割掉一切毒瘤，为社会文明的增益冲洗一切污垢。

二、舆论负能量的文明毁损

社会流行的错误舆论只能是部分公众意见，其量度停留在众意范围，一旦它被政府官员和媒体所推动，则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毁损社会文明。这类负向舆论违背真理，歪曲事物真相，蛊惑人心，时而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上掀起舆论逆流，销蚀社会的积极因素与创造力。

（一）浮言的流行与误国

脱离实际的意见和动听的空话、套话，称为社会浮言。对人对事讲几句好话，不至于有什么坏处，如果众口一词，形成一种舆论，就会产生“捧杀”的效应。这种“浮言”，大都来自会议上、报刊宣传中那些粉饰太平的赞颂。

最普遍的浮言是溢美之词。钟南山院士2009年在全国“两会”上曾直言，代表委员“10分钟发言不该用8分钟来歌功颂德”。这种歌功颂德常常弥漫在媒体和一些人表忠心的“巧言令色”之中。明明是人民创造的奇迹，硬说是领导的杰出指挥；社会进步是由于解除了以往限制群众手脚的错误政策，却赞扬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给予严肃处分，却说这是必要的“交学费”……种种美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形成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风。

更普遍的浮言是空话、大话。一项改革刚刚开始，还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报刊上却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大小会议不断介绍经验，毫无拘束地自我拔高，许多人随之赞不绝口，空话大话有时夸下海口，漫无边际地自我吹嘘。

夸夸其谈的套话，更是群诵迭起。不联系实际工作，不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千万次空洞地重复“高举旗帜、坚持道路、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共谋发 展”之类的四六句，如同“树中蝉鸣”，早已失去鲜活的意义。本文不认为这些提法有什么不对，而是层层会议如此徒托空言，套话连篇，已成舆论“八股”，谁还把它当作精言要义呢？！习近平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6]，时代需要我们不说或少说套话，多干实事，把精力用于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上。

（二）假话的社会骗局

背离客观事实、信口雌黄、杜撰事实、谎报实情，搅动舆论恶浪或造势辉煌的假话舆论，曾长期困扰国人，最终导致误国害民。一个人说假话，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不能称其为舆论，一旦许多人尤其是媒体传播假话，就会形成社会骗局。在政治动乱年代，假话的众意不时出现，大都受到像林彪、四人帮之类极左干将的怂恿和支持。

改革开放后的假话舆论，也常在私下大放厥词或公开大行其道。多年前反腐败刚刚抓住几只老虎，拍死少量苍蝇，有些人就高喊“反腐败取得阶段性成果”。不准说中国有私有企业，只能说有民营企业，于是所有报告、发言和新闻报道中很少出现私营企业的说法。中国现有私人企业几千万个，宪法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私有企业”已不是贬义词，这种假话已愚不可及。语言不仅能夸大和歪曲事实，而且以巧言妙语堆砌的虚假意识形态，丝毫藏不住自己的尾巴。

（三）似是而非的谬理蒙蔽

把错误的理论或判断说成真理，让一些人信以为真，是一种常见的负向舆论。它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自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的50年间，许多人相继强调，农业集体化人力物力集中，有利于农业生产，农业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有无比的优越性；人口众多不是坏事，人多力量大，有无穷的创造力；改革开放打开了窗子，外国的好东西和苍蝇蚊子一起进来了，腐败和犯罪难以避免；只要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无论社会大范围还是小环境，无论在会议上还是在媒体上，过去到处都有这类荒谬的言论在流行，让我们干了许多蠢事，失去了许多发展的大好时机。

农业集体化必须具备先进的农业生产机械、先进的农业管理和农民高度的集体劳动觉悟，才有优越性。在小农意识浓厚、生产工具原始、缺乏集体管理生产的农村干部和经验的时期，任何形式的农业集体化只能导致瞎指挥、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匮乏和饥饿蔓延。在生产技能和科学素质低下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依赖人海战术不能产生相应的劳动效率，不会带来创造力的倍增。“人多不是坏事，人多力量大”的伪命题只适用“拔河、推车”这类简单的人力活动。国内的腐败和犯罪现象增多以至一度愈演愈烈，不是改革开放或“外国传入”造成的，而是缺少法治、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是发展各项事业的重要前提，但无法创造一切奇迹。人民的团结奋斗即使达到极限，也无法在两年内让全国进入小康社会，在一年内造出航空母舰，在三年内登上火星。事物都有特定规律、都有限度，崇尚主观意志的谬理不过是一场场梦呓。

思想史上的极大讽刺，是绝对主义哲学对不了解的知识的怀疑，又用绝对的否定或肯定夸大主观想象。“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高工资影响经济效益”“自我教育决定党风、社会风气的好转”等种种谬理，都把主观认识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有些人刻意认识世界，却不全面考察世界、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解释世界，往往以为自我判断是万能的。在这种错觉中，荒诞的结论使人们看到的与怎样看到以及对看到的东西的评价就有了差别。当人们以独立思考摆脱盲从，再对照生活实际深入反思，一切谬理就露出了破绽。

（四）谣言传染的杀伤性

谣言在公开或私下渠道传播，带有欺诈、诽谤或攻击性，是对传播不实之事的习惯称呼，而流言则是谣言以讹传讹的扩散状态。危机性事件一旦发生，谣言就会漫天飞。2007年3月13日，广州某媒体发出一篇《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的报道，随之被讹传为“吃香蕉致癌”的谣言，许多民众不仅相信而且加入传谣的队伍，害得广东、海南等地的蕉民在一个多月损失近7亿元收入。

许多谣言产生于无知和信息不透明，猜测培育出谣言的幼芽。当各种灾害、社会动乱和人为事故发生时，谣言就会蜂拥而出，许多人被传染，热心传播谣言。施展阴谋也是谣言产生的原因之一，政治谣言都有见不得人的目的，伦理谣言企图丑化他人的人格，经济谣言想击垮市场竞争中的同行，军事谣言试图迷惑敌方并将其诱入圈套，如此等等，都惯用“攻心术”陷他人于绝境。

谣言从一个人传到几个人，再从几个人传到一定数量的人，是以几何倍数增长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人们对谣言杀伤力的形容。凡人们最为关注、最想知道但又不知道的话题，都可能成为造谣的对象。人类的好奇、惊异和想象等智能缺陷，都被谣言所利用，煽动群殴或动乱，社会安宁遭到破坏。口语信息在传播中的扭曲或增量，把模糊的内容具体化，再把具体内容惊悚化，离奇的细节被强调到荒唐地步，谣言舆论就开始泛滥起来。

三、舆情资源的社会治理定律

正向舆论不仅是社会皮肤，而且是国家精神、民族精神、集体精神和公共精神，借助舆论推动与发展民主管理，产生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定律。作为推动社会积极向上的力量，正向舆论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特别是舆论的执政资源、社会动力资源，净化社会资源和预警资源，具有修正、发展和健全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预测社会动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一）政府执政的舆论发掘

依靠社会舆论执政，通过层层集中公众分散的意见，提炼正确的政策和管理措施，是民主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政见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贯穿征询民意、采纳民 意、集中民意的过程，从而达到民心所向的目标。社会领域复杂多变，各种因素千差万别，各种情况真伪难辨，官员们的调查研究稍有疏忽，就难以了解一切、把握 一切。及时观察和搜集广大群众提供的信息和要求，形成的政见就有了正确的基础。美国学者施派尔（Hans Speier）指出：“关于公众舆论的真实含义，应该在以下情境中理解：政府之外的公众舆论实现人民统治在于对国家问题能自由公开地表达意见，代表了能影响或决定政府行为、使政府官员具有决策能力并与政府结合的一种民权。”[7]

一切执政活动都遵循其国家意识形态，但生活不断变动，昔日的一切都在变化，紧迫的社会巨变必须由同步发展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这不可能到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去询问，只能到现实的舆论声浪中去请教。人们曾经看到，当经济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经济政策濒临坏死的边缘时，一些人及其掌握的媒体也要极力宣扬它的正确性，用原来的意识形态来美化它。马克思早就指出，“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一切民意都产生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其提出正确的看法，与其相一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唯一准绳。

执政者倡导的意识形态和管理政策究竟对不对？不应由他们自己或这个意识形态及政策本身作出判断，而应由广泛来自实践的民意来衡量，即依据人民的满意度为标准。按照人民的意志改革不受欢迎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才能判断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一种政策的好坏，并矫正它的谬误。所以，社会治理一旦脱离广大公众的意见和生活逻辑，自主地、任性地说明经济和政治本身，就要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执政行为就要处处碰壁。

（二）社会发展的民意动力

民意预示社会发展方向，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一切重大的变革关头，人心向背决定一切，顺应民意就是顺应历史潮流，无疑民意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源。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就是顺应了民意，把民心凝聚到“实现自己的利益”上来，抛弃了“阶级斗争”和“穷过渡”的内耗理论，整个社会局面朝气蓬勃。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成果得到公平分配，给人民带来应得的利益，人民就支持，就会积极投入热情的创造活动，这是一个国家执政取得成效的前提。

社会文明的发展，主要通过发动和组织追求利益和善良愿望的人民的活动来实现，这时人民借助舆论产生的凝聚力，能够克服困难，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至于战胜顽敌。

（三）社会净化的舆论荡垢

舆论通过揭露丑恶或错误，能够毁掉被揭露者的声誉而净化社会。舆论资源既可提高一个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会在顷刻之间让一个人身败名裂。任何声誉都是社会舆论的化身，无论是人的道德声誉、产品的质优声誉还是事物的价值声誉，都来自社会舆论的广泛肯定。评价社会组织或某种产品质量的舆情，促进声誉主体的社会收益，得到更大的社会回报，构成社会的无形资产。

现在，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社会不再“共用一个大脑”，“好”与“坏”的标准更趋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权利、维护公共利益、诚实守信、有良好的公德、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是舆论歌颂的主要信念与品德，因而能使社会更加净化和美好。政府声望的高低直接反映出国家权力的民意基础，标志政府执政能力的实效。如果一届政府的民意支持度很低，该政府的声誉就会一落千丈，导致对其改组或易人，唤回民心的支持。声誉维护是为了获得公众的信任和赞美，以正确、科学的手段巩固与公众的信任关系，使政府更加纯洁、更加勤政。

（四）社会动向的舆论预警

舆论对社会挫折或危机具有预测作用。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规划或各项政策时，总是面向难以确定的目标。但社会舆论随时都对不祥之兆发出警示，对政府将要完成的工作提出成败的预言。这种预警资源使政府或各种社会组织从舆情中把握社会动向，认识可能出现的未卜事件。

社会不仅随时出现腐败和各种犯罪，而且会突发群体事件、恐怖袭击、经济和政治危机，当社会舆情或骚动发出警告时，要及时采取措施预防，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第一要务。这需要不断以科学手段考察实际与民意测验，掌握近似精确的数据，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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