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魏禧曾经说过：“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这也是中国的政治观察者的通病。

比如评判历史人物，我们往往喜欢高谈阔论，满眼只是对方的毛病和失误，“将智人说得极愚”，这是事后诸葛亮的水平。又比如看当今反腐，我等局外人感受到的只是老虎苍蝇纷纷落马的视觉快感，却难以体会当事者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的那份决绝。

新一届中央执政以来，诸多新政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也成效颇显。前不久，有媒体盘点了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三大建树，一时广为流传，也从侧面反映了民心所向。

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巨大成就因改革获得，种种矛盾也因改革生成，也必须在不断改革中破解难题。这一年多的反腐、改革，成效显著，但万里长征刚开始起步，切不可自鸣得意、固步自封。

首先是反腐问题。

“今日看他起高楼，明天看他楼塌了”，十八大以后，中纪委的反腐节奏之快，效率之高，创了记录。仅2014年上半年，就有16个省部级以上高官落网，包括副国级的徐才厚和苏荣，以及正国级的周永康。可以想见，擒到了最大的老虎祭旗，对整个官场的震慑力是极其巨大的。之前，还有不少官员以为中央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能又流于新的形式主义，但几场反腐硬仗打下来，怕已经没人敢怀疑中央的治腐决心。

在强力反腐的震慑下，官员的确收敛了很多。同时，高档酒水降价了，高档餐馆搞外卖了，这些之前被公款消费吹大的畸形消费正逐步恢复理性。可以说，第一阶段的高压反腐，达到了“不敢腐”的初步效果。

虽然，有外界指责这次反腐有运动化的嫌疑，但王岐山并不讳言，称反腐就是要先治标，后治本。反腐的确需要靠制度，但再好、再完备的制度，都需要人去执行。如果整个官场风气败坏，潜规则盛行，制度只会成为摆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官场上下层对“猫鼠游戏”早已熟稔。这些年，我们对腐败问题下的文件、立的法规不在少数，但依然难以制止腐败蔓延。原因还是出在“人”身上。

所以，通过反腐，强力整肃官场秩序，营造更加清明的政治生态，是为下一步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建设铺路。这个从治标到治本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孔老夫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千年前的治理格言，洞察人性。用一种高压反腐，短时期能造成震慑，但这些官员真的服气吗？真的打心眼里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感到耻辱吗？反腐只要一松劲，极易导致腐败反弹，甚至加倍反弹。孔夫子开出的药方式“德”和“礼”，中央开出的方子则是“制度”，要让官员“不能腐”。

如何为权力扎牢笼子？这个是习近平下一阶段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次是改革问题。

说到底，反腐只是手段，改革才是最终的目的。要改革，首先要整肃队伍，把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就像行军打仗一样，任何一个将领治军，首先要强调纪律，要“杀伐立威”，没几下杀威棒下去，难以让涣散的队伍重新振作精神。

两年多的反腐，官场风气为之肃然，但毋庸讳言，很多官员也因为害怕犯错，畏葸不前，萌生做“太平官”的思想。不腐败了，也不干事了。改革者在上头累死累活，底下就是推不动。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所有改革的劲儿都化为无形。

所以，治贪的同时，还有个治庸问题。如何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异常紧迫。

习近平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去了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并向“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雕塑致敬。这对外释放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改革，依然是本届中央的头等大事。

但深入推进改革，谈何容易？三十年间积累的矛盾又岂在少数？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红利？如何摆脱粗放型经济，走上科学发展道路？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关系，让社会更加充满活力？尤其迫切的是，如何解决因三十年不合理的权力与市场关系，孽生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是改革最大的拦路虎。

所以要通过反腐打击利益集团，为改革清除路障。要通过简政放权，将不合理的权力消减掉，把更多的主动权让给基层政府，让给市场和企业。但这也并不容易。总理李克强前段时间就爆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拍了桌子，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震怒。可见，要想从老虎嘴里拔牙，让拿惯了印把子的权力松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就是现在改革面临的严峻现状。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这个硬骨头，可不好啃。

最后是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是所有改革最基本的保证。我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遇到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三十年的和平时期，抓住了发展机会。从国际现实看，再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和平发展，也是可期的。

但这并不说明现在天下太平。

有人把中国现在面临的战略难题比拟成清末的同光时期。这个并不确切，清末的同光中兴，历史证明只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中国现在正在处于上升期，这是毋容置疑的。至于同时面临东西方向的战略挑战，这是清末以来的战略常态。

东边自然不用说，主要的威胁来自海上。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日本、菲律宾等国自愿当美国的马前卒，利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不断挑事，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干扰。

而西边的威胁，主要来自中亚的恐怖主义势力。随着中国西部的对外开放，盘踞在中亚的宗教极端思想也开始渗透，鼓动西部的穆斯林群众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经济社会矛盾。这个背后有很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不少西方势力参与其中，煽风点火。

东西受敌，重复了清末以来海防和疆防的战略难题。中国现在东西方向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也同样面临着战略抉择的问题。

从现实看，稳定西部，经略东南，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习近平也是这样做的。西部依然要保持稳定，对恐怖主义形成高压态势，以保证西部发展和中国向西直达欧洲的战略通道安全。从近两年的现实看，中国处理东南海问题，比之前更主动积极。

比如，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海空常态化巡视钓鱼岛、对菲坐滩废舰实施隔离限制、981钻井平台南海钻探油气资源等，这些措施为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

但习近平依然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况当中。他一方面要让民众看到新一届中央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同时，又要避免擦枪走火，事态恶化，影响国内的和平发展大局。

这个战略拿捏，也是对习近平战略平衡术的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