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忙族更需要做人生规划，找人看看自己的星盘有没有风筝、大三角、钻石形的大三角之类的好形状，以及是晚年暴富、贵人相助或是走偏财运。比如说，莫言的星盘就比余华灿烂，事实也的确如此，好事都快被莫言占尽了。要不，就去听一听胡茵梦的心灵学教程，虽然她最后也会扯到星盘上，而且学费有点贵。可能还有你从未听说过的“第四道”，这个有点邪门的培训组织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上都印有你不易发现的“道”的字样，他们所讲演的“修行观”教你如何取得成功：当走红的编剧、能卖出价钱的艺术家、练就嫁入豪门本事的剩女、成为时来运来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等等。

几年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来北京时，就探讨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话题，没想到，几年后，这个“勤劳而不富有”的群体的形态从萌发到壮大，卷进来越来越多的大众。外界看来，这个群体类似于“清晰度低、参与度高”的冷介质，但其实环顾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网罗其中。

陈志武将逻辑归结于两点：一是制度性的转型，像巨大的离心机将一些人当作抛物线扔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场的缺失，如果不将万事万物证券化，万恶的资本主义以及邪恶的财富都会与你失之交臂——人赚钱只能从穷忙走向富忙，钱生钱才能把一切资源估值变现，包括你的情感、忠诚、创意都会成为向银行透支的信用，让国家和金融寡头为次贷危机买单。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欧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机都会在中国找到回应。穷忙族也是日本的产物，三浦展写了一本很烂但很管用的书《下流社会》，“working poor”的指认就出现在这本书里头。在中国，“飞特族”似乎还是一种时髦，但它的确切内涵是指那些“以正式职员以外（打工、兼职等）的身份，来维持生计的人”。说白了青山七惠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所表达的那种感觉，不正是被主流社会抛弃和漠视后的自我疏离吗？

这种冷调子的场景，意味着一种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化、冷漠化和对内心城池的修建，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加速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人和自己的关系得到神的暗示。

新的阶层分析将被一些时尚的词汇裹挟并改写。比“飞特族”更惨的是“尼特族”，他们的特征是“三不”：不上学、不就业、不培训。这个群体在中国被称之为“啃老族”，也就是吃父母，与之对应的是“富二代”，如果有老可啃固然好，一步迈入中产阶层；没老可啃又不愿穷忙，最悲惨的境遇就是“流浪族”，他们也有两个指征：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要想再进入社会的体系循环中万难。在日本，流浪族不在少数，在中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

别以为穷忙族尽是些年轻人，日本战略专家大前研一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时说：“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四十岁左右，过了这个尖峰，便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你也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会》探讨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正在下降，就像“M”的形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超级富豪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世界分成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美国人在探讨“超级阶层”如何影响全世界，有一个规模不到一万人的超级阶层在发挥全球影响力，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影响到某个区域千万人的生活。日本人在探讨中产阶层的衰落，人们要么变得更富，跻身上流社会，要么变得更穷，变成穷忙一族。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未壮大成形，伪中产的情形使得“M”型更易向左侧的穷人转移，财富的不稳定、不安全、货币政策的缩水、股票市场的慌乱、不动产市场的观望等等，都使得原本后顾无忧的中产者开始“忙”了：资产没有超过两千万，是无法负担一家老小一辈子的生存、疾病、教育、旅游与生活质量的改善的。

不要嘲笑穷忙族，我们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员。有一位做音乐版权的朋友，每天忙得团团转，常常有几个CASE同时在手上操作。他在北京的建外SOHO上班，在MSN上与朋友聊天的时间与心情全都没有（多么值得同情啊），但心态却出奇的良好。当他终于抽出一个小时与朋友共进午餐时，他说：“我现在付出的工作强度与时间与薪水也许不成正比，但我听从一个朋友的说法，现在的付出将在两年后所领的薪水中得以体现，而两年后不干什么活时的薪水现在发给我了。”这有点像鲁迅剃头的故事：第一次剃头匠漫不经心地服务，鲁迅扔给他一堆钱；第二次剃头匠尽心尽责地服务，鲁迅却给了他很少的钱。剃头匠不解，鲁迅的说法是：上次给的钱是为这次的服务，这次给的钱是为上次买单。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会学的研究迎来了第二次转变。第一次是固态社会学，基于人类学和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学，就可以使社会学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建构；但这在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远远不够，人们要迎来社会学的第二次革命，一个液态的社会学研究形态正在出现，人们要在互为因果、互相印证、互相指认、在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液态社会下，去找到一个“漂浮国家”的新的理论支撑点，是的，我们都漂浮与依附在这个社会的膜性结构的表面，进入不到核心的资源分配中去；而一个气态社会的来临，难道要等到下个世纪？国家主义的樊篱被打破、民族主义在亚洲、东欧像看不见的气体一样消失？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形成使得大同社会的端倪和乌托邦的幻像成真？人们的争端与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与艺术的领域？地球村的预言第二次从社会结构上得到体认？有形的隔阂终于消弥？享受同一种真理的有氧呼吸？

算了，还是回到对穷忙族的现实关照之中吧。一位时尚杂志的执行主编（也穷忙吗？当然）正在“闹”休假，这位三年内从资深编辑、首席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的女性严重透支，她的服装穿得越来越高级，但声音越来越嘶哑、脸上的倦容挥之不去。她变成了“重要人士”而非成功人士，每个人都很需要她，上至大老板，下到某个活动的参与者，她看起来像被利用的对象，被反复利用、无度地利用，她自己一定也时时有这种感觉。假如不工作，她将一无有，而工作，并没有给她催生更多有意义的事物，反而是一剂衰老药。

这是乔治巴塔耶所宣称的“一个普遍耗费的时代”，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席卷一切。人们倾向于自我损毁。正如他所说，一个年轻人可以毫无道理地浪费和破坏，“当他自我破坏、自我浪费同时又无所顾忌时，最有头脑的人也会百思不得其解，或把自己想象成病态的、他无力为自己的行为作功利主义的解释。”破坏性地使用自己的发动机和轮胎，并从中感到自我的重要性、获取他人尊重、满足成就感，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穷忙族的心理性依赖呢？

如果不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人生规划就是一句空言。史铁生在一篇叫《好运设计》的散文中说：“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已入绝境。”可最后，他人云亦云地说“过程最重要”，这使得这篇文章的价值判断业已过时，最起码，“过程和结果要同等重要”，否则就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胜利，继续充当穷忙族和畸形人好了。

所谓的人生理想，无非有两条通道：对物质与艺术的创造、享用与占有。也即是心灵充裕和财富充裕。我想，没有人不认同这两点，只要你还是一个有一点点功利的利己主义者。就连写出《瓦尔登湖》的梭罗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那间茅草屋看得比金矿还重要而已。

因此，穷忙族，我们还等什么？像日本人一样敬业，像香港人一样打拼，看起来继续穷忙，实则在通向“富忙”、“富闲”、“艺术地富闲”的过程中一路狂奔。

最后，送你们的波普教皇安迪沃霍尔的话共勉：“美国真的是最美的。不过假如人人都有足够的钱过日子的话会更美。”有必要把国别替换一下，因为每个穷忙族同样有一个“中国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