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谈王立军事件:以高超技巧解决棘手问题
骆家辉谈王立军事件:以高超技巧解决棘手问题
骆家辉(图/姜晓明)
骆家辉夫妇
7月3日,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会见厅等他时,接待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都会指着天花板,说:哦,你们可要问问他这个风筝。
这是一间中国气息浓郁的厅室。进门右手边的沙发组群上空,盘绕着一条长龙风筝。左手边墙上挂着孔子第73代孙的墨宝:龍。一台配着打印机的电脑,鼠标垫上是龙的图案。长条会议桌中间摆着一件瓷盘,盘子四围以及盘底,都画着龙。此外,中国画屏风、大如意摆件、竹简上书孙子兵法、雕“福”的盆植,如果算上书架上的五口人的全家福——大使夫人李蒙亦是华裔,中国元素充满整个空间。架子上甚至有“重庆”、“考古”字样的书籍。可,会议桌后,分列着美国星条国旗及大使的使节旗。
“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思路贯穿整个美国驻华大使馆。这组耗资4.34亿美元的建筑位于东三环,紫禁城东北方,在美国上百个海外使馆中,规模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巴格达的外交建筑。五座西式建筑之间彼此分离,通过中式的庭院、竹林、荷塘、木桥相连接。建筑外围的黑色墙体被称为“龙墙”,作为保护屏障。中式的景观设计穿梭于建筑外部和围墙之间,是安全考量上的缓冲区。通过重重门岗、安检,进入使馆办公区,乘坐扶梯升降,可见持枪的大兵巡逻,严肃的氛围跟建筑整体的灰暗色调匹配。工作人员的格子间里,一张办公桌上堆叠着五颜六色的“愤怒的小鸟”公仔,跟大厅的一组多彩钢铁雕塑“郁金香”呼应。这组雕塑是杰夫·孔斯的作品,由使馆租借,用期10年,是使馆里最形欢乐的因子。
拐进大使会见厅前,经过三幅罗伯特·劳申伯的艺术作品,独特的织物和纸张拼贴画上,分别书写着汉字“个人”、“丹心”和“变”。
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祖籍广东台山,会一点粤语,但普通话不行。他上了两年中文课,因为常把粤语和普通话搞混,老师很气,他考试也没通过。接受电视采访,被要求说几句中文,他都拒绝:“不不,除非我知道我说的绝对是对的,我绝对不会说的。”
除了外表,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严谨的外交官,其奋斗历程也被视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他出使到这片祖先的土地,认为不会说普通话也有好处:“我不会说普通话的事实或许能提醒人们,我代表的是美国。”
2011年8月12日,空降到北京已是夜间,机场记者云集。在8716公里的飞行途中,他拿着优惠券、背着书包、牵着孩子,在机场星巴克买咖啡的照片已经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中国。况且,他坐的还是经济舱。走下飞机的骆家辉全家,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并没有跟媒体透露到京的具体时间。
在中国民众的亲切、惊讶、喜爱和佩服、猜测与指责的复杂情感中,骆大使开始了故土之旅。
“我没有因为批评中国遇到过任何麻烦”
人物周刊:一年半前,接受CNN采访时,你说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你的首要任务,现在呢?
骆家辉:显然,为美国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还是高度重要,但从我来到北京第一天起,就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任务,比如,改革我们的签证申请流程,让中国民众去美国旅游和访问都更加容易。我刚到中国时是8月,夏天,对于在上海申请美签的人来说,要等上70天才能轮到面签,之前一年在北京,这个等待时间是100天以上。我上任一个月后,我们把等候时间缩短到5天,现在,你只要等上2-4天就能去面签。我们确实希望向更多中国人展现美国的伟大之处、展现我们优美的风景和令人激动的城市,同时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增进两国的彼此理解,促进两国科学家、学生、政府官员的更多交流。每年,有20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但只有1.5万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奥巴马总统非常希望在未来几年把这个数字提高到每年10万人。我相信,随着我们更加了解对方,随着我们会讲对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我们更频繁地彼此造访,我们会更有能力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这不仅仅会帮助中美两国,还会帮助到全世界。让我们一起攻克癌症,一起解决气候问题,让我们终结世界上的各种战乱、饥荒、恐怖主义,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携手解决,作为大使,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让中美走得更近。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了解我们的价值、传统、文化和理想。
人物周刊:驻华大使这一角色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个人,也取决于中美关系及中国政治发展、改革的大气候,您觉得中美关系现状该如何定义?我们到了哪一步?
骆家辉:我认为两国关系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相比,和三十余年前卡特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相比,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紧密结合,更加复杂。你知道,当兄弟姐妹只有五六岁时,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当他们长到35岁或者40岁,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牢固,但也会更加复杂。公司之间也是如此。
我认为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特别是在两国元首几周前在加州会晤以后。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时的会见,而是超过两天的接触。他们还有一个私下的散步交谈。因为这些会面,我想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牢固的工作与私人关系,这会帮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让他们保持这种关系。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共识,有伙伴关系,有良好的对话,我们在一些领域意见不同,这很正常,美国和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会有不同意见,这都很正常。我们需要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最小化分歧,并处理好我们的差异。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改革到了哪个阶段?
骆家辉: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的繁荣,你也能看到它面临的各种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而贫富分化则在加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些,他们知道需要改变。我想关键在于继续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需要继续依赖出口,而中国领导人希望扩大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以平衡经济。要做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中国民众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务产品,美国的公司正可以在这一点上帮助中国,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比如养老计划、保险、信用产品和投资机会。中国人不必都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万一。如果中国人更敢花钱,那么内需的增加会为中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都不对外资开放,或者有诸多限制,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外国公司控股不能超过49%,这很难吸引到欧美的投资,如果中国继续开放,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人物周刊:2012年1月,你回国述职时曾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批评中国自2008年以后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倒退,说中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你当时为何这么直率?
骆家辉:美国官员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这么说吧,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因为美国事实上就是在表达自由、宗教自由、鼓励争论这些价值基础上建国的,这些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也相信,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注中国是否能够容忍不同见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而且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所以我们呼吁中国遵守自己宪法里的承诺,承认意见、宗教、种族、文化的多元性,这有助于中国继续融入现代世界。
人物周刊:为何选择那个时间批评中国?
骆家辉:我没有有意选择哪个时间,我是在那时被问起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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