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敏带着收养的弃婴看病 摄影/本报记者 李晨

1月10日，李凤月给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小东东喂粥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2012年，申敏夫妇和他们收养的弃儿 摄影/本报记者 李晨

申敏一家“聚餐”的大餐桌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固安一农民家庭14年间收养12名弃婴———

　　“1月4日河南兰考的一场大火，不仅带走了7个孩子的生命，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收养制度的拷问。远在河南的“袁厉害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躺在北医三院骨科病房的河北人申敏正在为自己收养的孩子而焦虑。从1998年开始，家住固安县的申敏和妻子李凤月先后收养了12名弃婴。最近当地民政部门连续几天上门，劝说他把家中最小一名弃婴送到福利院。

　　和兰考的袁厉害相比，申敏一家这些年算是波澜不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方方面面的照顾。民政部在“袁厉害事件”发生后表示，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的法律制度，鼓励公民收养。或许我们无法提供健全收养制度的“解药”，但我们希望通过对这样一个民间收养家庭的样本分析，尽量找到“这些不尽完善”之处。”

　　收养

　　从1998年开始，家住河北省固安县的申敏与妻子李凤月先后收养了12名弃婴，其中有派出所民政部门送来的，也有直接被遗弃在申敏家门口的，这些孩子都有一定程度的残疾和先天性疾病。从2002年起，本报记者多次探访申敏夫妇一家，他们收养的12名弃婴中，有3个孩子不幸因病死亡，2个孩子被送到福利机构，现在家里还有7个孩子。

　　申敏清楚地记得，1998年10月31日这一天，自己的一个决定让全家本来舒适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轨道。

　　这天，申敏的女儿像平时一样，一早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不久又匆匆回到了家，“妈，村头有个小娃娃被人扔在那”。“这么冷，要不咱先弄家来吧，”听到李凤月的回答，女儿扭头骑车就走，申敏也赶紧骑车追了出去。

　　“我到村头后看见，女儿已经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回到家中，申敏发现婴儿浑身冻得黑紫，再仔细看，发现这个小男孩的嘴有些畸形。“有个小豁子儿，我买回奶瓶和奶粉准备喂婴儿吃饭，结果发现因为豁嘴用不了奶瓶，只好再用勺一口一口地喂。”

　　当时听说捡了个男孩，就有人想要，来了几拨人，看到孩子有缺陷，就都不要了。“申敏当晚和李凤月商量，这孩子谁也不给了，就自己养了。第二天申敏把捡到弃婴的情况告诉了村支书，当天民政所来了人，要申敏在收养前写个字据，保证将来不虐待孩子。申敏高兴地给他们写了保证，并给孩子起了名字叫申博学，小名贝贝，入到申家的户口中。

　　一年以后申敏又收养了第二个弃婴嘎子，“那是1999年11月11日，派出所给我打来电话，问派出所里有个被遗弃四次的弃婴能不能养。我到派出所一看，也是个小豁嘴。”申敏说当时自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申敏、李凤月的举动让更多的弃婴被送到这个家庭。2002年的6月、7月和11月，白胖、骚子和可心先后成为申家的成员。2007年7月，申家又收养了一名先天性癫痫弃婴小宝。就这样，申敏先后收养了12名弃婴，不幸的是有3名因先天疾病死亡，2名因病情特殊送到专业福利机构抚养，7名一直在申敏家中抚养。一位曾采访过申敏的记者写道，“在固安，申家已成为事实上的固安儿童福利院。”

　　“这些孩子啊，我就当自己孩子来养的，他们也最不愿意提起，自己是领养的还是亲生的。”申敏告诉记者，自己尽量让孩子回避这个问题，有好心人来探访时，也尽量不在孩子面前提起这个事情，以至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到很大的时候，也在怀疑自己是不是领养的。

　　收支

　　对于这样一个收养家庭来说，钱肯定是第一位的问题。前天下午，申敏躺在北医三院骨科病房的病床上，因为疼痛难忍不能下地，和记者聊天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吃了两次止疼片。下周三，申敏将接受腰椎手术，但手术费还没凑够。申敏时常感叹，14年来自己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带孩子看病。“现在我还欠着四万三千元，就是借了还，还了再借。”

　　“贝贝前后6次手术，嘎子4次、白胖4次、可心4次、骚子3次……”在病床上，申敏掰着手指头给记者数起来每个孩子做过几次手术，由于申敏收养的孩子都有先天缺陷，如何给孩子治疗成为夫妻两人的一件大事。“手里有点钱就算计着给哪个做手术。”

　　申敏躺在北医三院的病床上，李凤月依然在家中照顾孩子。中午时分，在西屋的小东东睡醒了，申家的大女儿从外屋端来一碗粥，李凤月抱起小东东，给他喂粥。“去，看看小宝去哪了，”李凤月拍了下贝贝的肩膀。贝贝不上学，在家的任务是照看小宝。

　　最先来到申敏家的弃婴贝贝，也是让申敏夫妇最操心的一个，他不但有唇腭裂，还有先天性巨结肠，且存在着智商缺陷，贝贝三岁时，几天才解一回大手，申敏赶紧带着孩子往北京跑，还和护士学习了洗肠，申敏每天晚上不管多累也要给贝贝洗一次肠。

　　后来申敏攒了点钱，就又带贝贝来到北京求医，这次儿童医院给贝贝的治疗方案是做了巨结肠手术。北京的一位好心人赵女士在得知情况后，主动给贝贝支付了手术费。李凤月讲起两人带孩子去北京看病的故事，“讲到天黑都讲不完”，费用也大多是靠自己东拼西凑和好心人的捐助。

　　2006年到2007年，申敏夫妇获得了廊坊十大道德模范和感动廊坊十大人物，当时的廊坊市市委书记给申敏夫妇带来了2万元慰问金。县里也曾出资35000元为申家装修了三间北屋。但申家的生活在更多的时候还是窘迫。

　　申敏在村中是乡村医生，有自己的小诊所，种地并非申敏所擅长，“1994年才开始学着种，种的一般都是家里吃。”申敏收养了多名弃婴后经济压力增大，为了增加收入，申敏在家中的地里种上了花生。

　　“如果没这些孩子，老申接诊，我们也有地，日子肯定过得不错。”李凤月说，在这几年间，只有两次拿到了治疗方面的补贴。第一次是收到了大约3000元的治疗费用补贴，还有一次在2009年，家里给贝贝做巨结肠手术，贝贝已经加入了新农合医疗保险，于是两万多的手术费用，一部分通过新农合报销了，另外一部分是政府支付的。

　　申敏曾在2000年经济尚可时，在家中购置了一块地，2010年打上地基后就再也没钱盖了，曾经有人出价要购买这块地，可缓解申敏家一时之急，也可以给申敏看病，但是申敏坚决拒绝了。“现在正常人找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我这些孩子了，这里可以盖房子，等我们两口子死了以后，赚些租金养活孩子们。”

　　低保

　　给孩子看病的费用东拼西凑，在日常生活中，对申敏夫妇来说，也不仅仅是多几张嘴那么简单。现在除了最小的小东东以外，申敏家中还有6名当年收养的弃婴，如今都已经长大且办理了低保，现在每月可以领到308元，不过申敏坦言办理的过程也颇费周折。“第五个孩儿是民政送来的，办低保还用了4年时间。”

　　在申家，除了县里拨钱修建的三间北房，东西两座厢房就一直维持了1998年刚盖好的样子。北屋里面有台新电视，一个新冰箱。“这是前一阵子儿子结婚刚置办的，”李凤月说，家里的生活很简单，也不得不很简单。

　　上小学的骚子和白胖放学回家后，白胖扔了一本已经磨损的很破旧的作业本到炕上，从水缸中舀了一瓢水，抬头就喝。骚子缩在白胖后面，慢慢走了进来。穿了一件蓝色的棉袄，背后蹭的很脏。“我们这孩子都皮实，感冒了一样喝凉水。”李凤月说，这几个孩子的衣服都是小的穿大的。

　　2003年，固安县民政局局长和镇党委书记一起到申敏家探望，事后为其中的两个孩子解决了低保问题。2005年，河北一家电视台到固安采访申敏的事迹时，一位县民政局副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申敏的行为给政府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件事让申敏感觉特别委屈。

　　2005年，申敏接到通知，要他带着几个孩子到石家庄参加民政部部署的“明天计划”康复手术。申敏在石家庄期间，壮着胆子给省民政厅打了电话，想询问一下能不能把另外几个孩子的低保也办了。“后来说我给政府抹黑的那位领导带人来到我家。一进门就对我说，打电视台一报道，我就知道你将来得跟政府算账。”申敏回忆，当时自己毫不示弱，“我之所以能做这些好事正是受党教育多年，是为政府争光，你个人怎么能代表政府？”场面顿时变得有些尴尬。临走时，这位领导撂下句话，“你的事情我们得再回去研究研究。”结果第二天一早，申敏就接到县里通知，让他过来领低保证。

　　获得了廊坊十大道德模范和感动廊坊十大人物后，固安县一度掀起了宣传学习申敏、李凤月的高潮，不过申家的生活也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质变。

　　2009年夏天，小宝因为患风疹在固安县医院住院。申敏想起自己最后收养的两个孩子低保一直没给办，于是从县医院抽时间来到县委门口，请求见主管民政的副县长反映情况。“县委的门卫就是不让进，我当时怎么求也没用，最后一个保安队长出来，告诉我有事情可以到对面的信访局里说。”申敏在信访局递交材料后不到半个月，民政局就通知他来领低保证。“事情算是办了，不过把民政局的人算是得罪苦了，咱本来是想跟领导汇报下情况，哪知道去到信访局就算告状了。”

　　“这个钱(低保)是一点点涨上来的，最开始一百五十多，后来慢慢涨到三百多，”李凤月说，这些低保或多或少帮助改善了孩子们的生活条件。

　　户口

　　申敏一家在第一个弃婴贝贝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根据我国《收养法》规定，正规的收养途径是向福利院提出申请，收养人至少应该年满30周岁、无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能力，并且不存在传染病或精神智力障碍。从严格意义上讲，有儿有女的申敏收养弃儿并不符合收养法，但这些孩子把户口落到申家并没有遇到太多障碍。

　　在西屋的炕上，李凤月给小东东支了一个婴儿车，靠着墙上的暖气。小东东是目前家里唯一没有户口的孩子。

　　“以前户口挺好上的。”李凤月说。“都是派出所给上的，他们还往我们这送孩子呢。”当时固安县还没有福利机构，镇上至今也没有福利机构，于是派出所把一些无人收养的弃婴送到了申敏家。“第二个是派出所送来的，第三个是，总共送来了四个吧，”李凤月掰着手指头数。

　　“除了最小这个，其他孩子都登记了，也都上了户口。”申敏也说，因为不少弃婴都是当时派出所和民政让自己帮忙养的，开个证明就上了户口，也都签了协议。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贝贝和患有癫痫的小宝还折腾着不睡，李凤英却听到前面诊室有人敲门。“咚咚咚的几声，老申还以为是看病，就跑了出去，”李凤英说。结果，门口台阶上摆着一个被子裹着小孩，门前的马路上，一辆车在夜色中朝西开去。

　　“估计都知道我们家收养孩子，就放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呗。”李凤月后来给这个孩子起名小东东，小东东患有先天性皮炎，皮肤总是有脓肿。“前一阵子，两条腿，全都在流脓，”李凤月说。在周转了好多家医院之后，小东东的病却一直没法根治，好一阵子坏一阵子。“最后还是老申，用中药治好的。”

　　治好病，两口子就赶快忙着给小东东上户口。李凤月说，前一阵子，村支书和申敏两人一起到了镇上派出所，想给小东东上户口。“但好像少了材料，就没办成，”李凤月说。而紧接着，申敏的腿就动不了了，给小东东办户口的事情也就搁置了下来。

　　“捡了小东东后，我就忙着给孩子治病了，把捡到孩子这个事情和村支书说了，后来去派出所上户口发现也比以前难了，现在的所长说不符合政策。”申敏说。

　　“以前，村里开封信，就办了。”李凤月说。

　　未来

　　兰考的“袁厉害事件”发生后，民政部于1月6日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用1个月时间，组织力量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大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申敏这些天也接到了当地民政部门的“久违”的电话，民政部门希望把还没有户口的小东东送到廊坊福利院。

　　“镇民政局的人问我可以过去一趟吗，我说我卧床几个月了，走不了了，他就说好吧我过来。记不清是5日还是6日，从那天开始到我住到医院里来之前，乡里的干部和县民政局镇民政所的都来过家里，8日9日肯定来了。”申敏告诉记者，民政干部将自己家现在收养了几个孩子，孩子情况都记录了下来。

　　“他们说，别人当乡村医生的都盖小楼了，你还这么困难，应该让自己减轻下负担，让我把小东东送到廊坊福利院，被我当场拒绝了。”申敏说，自己1月9日住到北医三院后，镇民政所的又打来电话，不过听说自己住院了，就没说什么，挂了。

　　3年前开始，申敏的腰部开始疼痛，去年5月，申敏住进了廊坊的一家医院，因为没有凑够7万元手术费，他不得不终止了这次治疗。到去年下半年，申敏的腰已经疼得无法下床走动，每天只能躺在床上。

　　1月9日住进北医三院的申敏经过检查后得知，自己的病情已经加重。申敏的主治医生骨科副主任医师于淼说，申敏已经出现过大小便功能障碍，医院已经和医疗器械公司商量，按照最便宜的优惠价格提供给申敏国产固定器械，不过即使如此全部手术费用也需要6万余元。

　　“我已经在想放弃了，医生建议一次性根治，也可以选择先治疗最重的，不过这需要的钱太多了，我现在还有4万多外债呢。”申敏说，自己本来已经不想来医院了，不过一位曾帮助过自己救助孤儿的好心人为自己捐助了2万元手术费，最近一家曾帮助过自己的慈善机构也提出可以提供2万元，但是剩下的这2万元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与还未凑够的手术费相比，申敏夫妇更担心的是“袁厉害事件”之后，家中几名孩子的命运。

　　“我们去年夏天就知道袁厉害了。”李凤月说，老申一直在关注着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她觉得，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之所以不去福利院，因为“已经有了感情”。

　　李凤月不喜欢福利机构，她说，福利机构的孩子躺在一排儿童床里面，连个抱的人都没有。“在我们家，不管条件好坏，孩子哭的时候，有人哄有人抱，”李凤月说。“我抱不了，这几个大点的孩子还能抱，还能哄。”以前把两个孩子送到那里后，她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他们不让看，所以现在我肯定不把其他孩子送到福利院去，”李凤月说。

　　“我绝对不会再送孩子到福利院，我就是孩子的爸爸，我不相信别人能照顾好他。”申敏认为，福利院条件再好，也不如父母般的照顾，他这两日也在关注民政部的表态，“报纸上也说了，家庭收养比福利院更适合孩子发展。”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李涛 罗丹阳

(原标题：一个民间收养的家庭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