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日，《求是》刊文《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后，北大、复旦和中大就高校 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北京大学特别提到了舆情管理问题，包括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机制、舆情搜集机制、分析研判机制、应急预警机制、应对处置 机制和总结评估机制等，切实提高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应对能力，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控能力。

这令人想到了不久前北大发生的燕京学堂选址一事，由于学生和部分教师的反对，燕京学堂不再选址静园草坪。坦率地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应对舆情的案例。这件事情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北大应对舆情的结果值得肯定。燕京学堂事件首先在网络传播，然后发酵，后来发展为具体的行动，而北大对舆情高度重视，组织辩论，积极回应，最终尊重了这些师生们的呼声。第二，如果说这些师生们缺乏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那么他们会对此事比较淡漠。但是，正是他们对自己周围变迁的关心与负责的态度，令静园草坪得以保全。

可见，在舆情汹涌的时代，自我意识并不是必然会带来问题，相反，如果决策者对正当合理的舆情与建议有充分的重视与尊重，而不是忽视或者抹煞，那么自然会有一 个较好的结果，这是双赢的。当然，自我意识并不能一概而论是好是坏，自我意识不能是无的放矢的，其中应该包含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才会是有利的。

《求是》发表的复旦大学党委的文章写道，“有的（老师）对国情社情民情缺乏深刻了解，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问题缺少正确认识；有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感相对淡漠；有的在国外生活时间较长，容易拿国外的发展水平和我国进行简单类比”。显然，这种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淡漠的自我意识，是不可取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些媒体在报道复旦文章时，把“部分教师出国太久价值观模糊”突出，作为大标题，但复旦在文中却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 国家使命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学教师的作用。复旦在此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议程，即“改进评价体系”，通过发挥学术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的作用，明确将服务国家、教书育人、学术贡献、团队合作等作为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多维多元、全面公正地评价教师的贡献，激发教师动力。

的确，大学教育制度改革应该尽快推进，评价体系的改进可以更好地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才尽其用，让他们更热情地投身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可以预见，这些现实层面的改变，又可以逐步有效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这将是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