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历来被老百姓所痛恨。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腐败事件也频频发生。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报告，在2011年“清廉指数”排名中，如果清廉以10分为满分，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可以说，腐败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毒瘤”。面对腐败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一直不遗余力严惩腐败案件，特别是十八以来，政府重拳出击，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

在近期，先后有这些官员被举报、调查、处理。消息传来，人心振奋！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种种与时代发展不相符的管制和审批壁垒，有些“腐败行为”可以绕开管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到今天，随着法制完善，市场开放逐步深入，腐败就日渐阻碍经济的发展。

英国的阿克顿爵士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的产生，就是个别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审批权，往往能决定一个项目的生死，如果监督不及时，就让腐败的官员们有了寻租的机会。贪官的这些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竞争：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比的是谁的产品更有竞争力、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好处，为了赢得市场，企业家会竭尽全力用产品和服务讨好消费者。可是，一旦权力扭曲了市场，比的就是谁更有“关系”，官商勾结形成了垄断壁垒，“劣胜优汰”，最终，腐败的成本全由消费者承担。

更严重的是，腐败还严重打压了中国企业家们的创新、拼搏精神——试想，辛辛苦苦做合法买卖，还不如人家官商勾结拿项目做工程赚钱，那么，还有谁愿意当老实人呢？于是，一些企业家就甘愿学习胡雪岩，靠喝酒、拉关系赚钱，以“有关系”为荣。以至于有经济学家感叹——“中国的企业家80%的精力都要用于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喝酒、搞关系成了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茅台成为中国最牛的企业，这是让人最痛心的”。

长此以往，中国就诞生不了比尔盖茨、乔布斯那样的企业家，就没有“破坏性创新”，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腐败的另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分配不公，有权有势的人瓜分了大部分财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分化问题——据新华社的两位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而基尼系数上升的背后，就是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

据经济学家王小鲁测算，2009年，中国的隐性收入大概超过了10万亿，2010年达到12万亿以上，2011年稍微有所回落，但也在10万亿以上，而这其中有超过5万亿是灰色收入。他还表示——如果没有几万亿灰色收入，怎么解释房价飙涨？

无独有偶，经济学家刘胜军也指出——房价应该这样调控：把贪官抓了，房子拍卖了，房价自然跌！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一处级小吏，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

中国的高房价历来被老百姓所诟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分配不均——有些贪官可能拥有许多套房子，而小百姓可能无栖身之地。所以，通过反腐败，揪出“房叔”们，很可能就会释放出房源，增加市场供给，降低房价。

知名房地产商、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就表示“许多贪官拥有几十套房子，对市场起着极坏的作用。预计今年明年二手市场将会很火爆，因为贪官们开始卖房子了。当房子成为真正的需求，而不是由贪官藏起来，这样的话房地产才会回复到正常的市场。”

但愿，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愿望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