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起来！

它出现在正式集会的礼堂，它出现在周一学校的操场，它飘扬在世界体育竞技的最高领奖台上。

这首1949年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每一位中国人所熟悉，每当音乐响起，人们习惯站直了身子，随着节拍大声跟唱。

这首歌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诞生于1935年。阴云密布、危难当头的革命低潮时期，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非常想创作出一首像法国《马赛曲》那样提振士气的进行曲。在民族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这首作品在创作之初就蕴含着反抗和斗争的基因。

后来，这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传唱的范围并不限于中国人。它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灌录成唱片，当地人把这首歌称作《起来》。其中，最知名的一个海外版本来自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

它是抗战时期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虽然我们不再需要冒着敌人的炮火，也不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但万众一心呼喊“起来”的场面，始终是关于反抗、关于团结的最好注解。

联合国：硝烟中孕育的愿望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也快70周年了。

1945年8月21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签下名字，正式批准《联合国宪章》。那正好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6天。宪章的序言里第一行就写着：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70年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了“联合国”这个词出现在重要的国际新闻里，出现在慈善活动中，甚至是出现在明星们呼吁民众关注弱势群体的广告中——只是，在很难有哪个星期看不到关于“联合国”消息的如今，多少人还记得，它是孕育于反法西斯硝烟中的国际组织？

谁还记得它最初的愿望？

1941年夏天，正是轴心国看上去强盛得势，而同盟国身陷四面楚歌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约着在大西洋上的某处碰面，谈及未来。“在纳粹暴政被消灭之后”，后来公布的《大西洋宪章》写道，“他们希望能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生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第二年元旦，秉承这一宗旨，中国的宋子文、苏联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他们俩一块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当看似不可战胜的“轴心国”在战场上节节推进时，从“建立和平”的这个愿望出发，联合国的骨架与血肉也在一次次讨论中被不断完善。最终，在1945年6月，在旧金山，包括5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50个国家递交了《联合国宪章》的最后草案——这份草案由44国法学家委员会起草，宪章中的每一部分都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各成员国代表的表决通过，为此旧金山会议持续了两个多月，大大小小的会开了400多个。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合。

“如果我们没能够好好利用它”，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们便是背叛了那些为之牺牲，以让我们能自由、安全相聚于此并创造出这部宪章的人们。”

在上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的滚滚硝烟中，已经有人把眼光放到了战胜之后更遥远的未来世界。他们努力构造了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战后新世界”：一个能够保障所有国家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一生的理想社会。

这个愿望的保障者，便是联合国。而那份《联合国宪章》上的首个签名，便来自中国。70年前，在旧金山会议上，人们一致同意，让承受轴心国侵略时间最长的受害国的代表，在这份旨在永久保障和平的宪章上，第一个留下他们的名字。

张自忠路：如今只道是平常

每一场历史洪流过后，总能留下一些印记，地名便是其中最让人可感可知的一种。

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襄阳和聊城等地，都有“张自忠路”或“自忠路”，它让人们想起抗日名将张自忠。也许在你老家，也有这么一条“张自忠路”。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你在“张自忠路”上能做的事，稀松平常：与家人逛街，约好友吃饭，看一场电影……这个人名已融入地名，成为一个代号。

但1940年5月，当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战死之时，举国悲恸。他的遗体送至宜昌，日本轰炸机在上空盘旋，仍有十万市民上街送殡。

多年后，宏大的历史已经远去，时间也已冲淡鲜血，融入了路牌的“英雄”沉默不语。但此时此刻，走在“张自忠路”上的这份平常快乐，是否正是英雄最大的心愿？

九三学社：不仅仅是数字

总有一种情怀让人泪流满面，也总有一些数字值得铭记。

比如九三，加上1945的前缀，这串数字就变成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70年前的这天，一个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团体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九月三日这个日子命名，建立“九三座谈会”。

许德珩、劳君展、梁希等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很多进步人士，都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他们经常聚会座谈。那时的重庆，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日军大举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国统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全面加剧。“民主科学座谈会”坐不住了，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自己的立场：主张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科学精神，倡导“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并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

1946年5月4日，联络科学、教育界进步人士的“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的成员参加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如今，作为重要的民主党派，它关心着国家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就像“九三”这两个数字，虽然简单，却承载了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关怀。

抗战博物馆：“沉睡”地活着

国内有多少个抗战博物馆？在百度地图上，能看到密集的红点点。

抗战博物馆是物态化的历史，让后人触碰，感知战争与人性的温度。它同时也是战争的证词，言之凿凿。可真正“活得好”的抗战博物馆不多。很多抗日博物馆人气冷清，近乎于“沉睡”。江西德安万家岭大捷纪念馆，展厅空旷，碑刻雕塑大面积生锈，部分图片严重褪色；辽宁抚顺某旧址纪念馆的建筑群已被居民楼“掩盖”，违章搭建几乎延伸到了展馆的院子。

难道，人们已经忘却了这段历史？ 并非如此。一个中学生网友一语道破其中尴尬：都是四四方方的大房子，外面是英雄群像雕塑，里面是白墙黑字灰图片。文字图片多，身临其境少；教条背书多，情感讲述少；耻辱灾难多，民族抗争少。

其实，在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依然有人被抗战老兵的手印震撼，久久不愿离去。在民间，一位雕塑家甚至愿意自己出资百万，跋山涉水为远征军老兵雕塑群像……

时代在变，纪念的方式也该转变。毕竟，抗战博物馆装载的是与人性有关的历史，它们需要更有温度的呈现。

教科书里的抗日故事：活在永远的童年里

几十年里，几乎每一个一年级小学生都上过《王二小》这一课。

学习这一课的时候，我们都是戴着红领巾、满脸鼻涕的小娃娃，腰板直直地坐在低矮的课桌前，眼睛随着语文老师的动情的朗读飞转。尽管课文的最后“八路军消灭了全部敌人”，但是课文中间“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杀害了小英雄王二小”，我们知道王二小再也不会醒来了。那些带着拼音的汉字，成为我们在语文课上读到的第一个悲剧，再也不会醒来的“王二小”让我们如此难过。

还有，《小英雄雨来》的死里逃生。“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屋子里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军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雨来不说一个字。讲到最后，气得暴跳如雷的鬼子嗷嗷叫着：“枪毙！拉出去！”

年轻的小心脏随着高潮的到来扑通扑通跳个不停：雨来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悲惨吗？直到雨来从芦苇荡里露出小脸，我们才终于放了心。还有聪明勇敢的小兵张嘎、送鸡毛信的海娃……这些教科书里的抗日小英雄或英勇就义、或机智逃脱，他们以各种形式活在父辈的童年，活在我们的童年，也将继续活在下一代的童年。

抗战老兵：历史拼图正在消失

70多年前，年轻的他们在战场上冲杀，用鲜血捍卫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走下战场后，他们多数退伍转业成为普通人，带着身体里留下的炮弹残片。 

如今，那些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抗战老兵已到暮年。健在的老兵不足万人。他们平均年龄已逾90岁，相当一部分人生活条件有限，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民众捐赠善款、志愿者送温暖、政府提高生活补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他们都渴望诉说，渴望留下些什么。”口述历史记录者赖恩典说。谈起炮弹、枪械，老人们总是滔滔不绝。对参加的战役、部队的番号、首长的名字，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收集老兵口述史的志愿者团队形容自己在“与时间赛跑”。如今，几乎每一天都有10名左右老兵带着沉甸甸的记忆默默离世。而每一个历史亲历者的去世，就意味着一块历史拼图的消失。倾听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对这些沉默太久的老人的莫大慰藉，也是为子孙后代记下一份鲜活真实的历史。

慰安妇：向“不宽容”致敬

于她们而言，美丽是最大的危险。日军的铁蹄踏进村庄，素有“盖山西”美貌的侯冬娥被搜出带走，裹着一双小脚的张先兔被从婚床上掳去……而今，“慰安妇”成了还活在今天的历史名词。在这片早已恢复了和平的大地上，姑娘们忙着工作、打扮、恋爱。而在那场泯灭人性的暴行中，中国有20万妇女惨遭日军蹂躏。

柔弱而美丽的女性，受到最大的伤害，又以最大的坚忍生存。年轻时，她们面对暴行无力反抗，却在耄耋之年勇敢地站上法庭，要求施暴者道歉。

时至今日，日本各级法院均判决政府不承担责任。“盖山西”和她饱受折磨的姐妹们，带着更多难以言说的创伤，入土却不能为安。暮年的她们正在逝去，历史碎片的一点点活证据正在消失。

对于施暴者的拒不认错，她们绝不宽容。我愿向她们的“执著”致敬。

日语老人：语言的烙印

在大连、旅顺乃至整个东北，白发苍苍却能说流利日语的老人多到不可计数。

92岁的王文生就是其中一个。他几乎失去全部牙齿、头发和行动能力，他嗫嚅着说话，但日语依然流利。

在他还是读书郎的年纪，日本已经“租借”中国大连和旅顺数十年，尤重殖民教育。王文生家贫，四年级时进了日本人办的学堂。

他曾被保送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可穷到没路费，却让他躲过了1945年的那枚原子弹。日本投降后，他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直到退休。

在东北，有无数个“王文生”老人。曾任外交部翻译官的乔世良也曾口述自己就读旅顺学堂的历史。

如今，仍有极端爱国者质疑他们“为什么不拒绝奴化教育”，但谁又能穿越近百年的时光，在破碎山河间，给那群渴望读书的少年更多选择？

在和平静好的日子里，王文生上过谁家的学堂早就不再重要。只是偶尔要说些不想儿孙明白的“悄悄话”时，他和妻子会用日语交谈。

可见战争残酷一尺，生活宽厚一丈，多少惨烈与不堪的记忆，最终都会被庸常又伟大的生活消解。当王文生们逝去，我们要做的，也许正是继续保护这份“日常”。

抗日神剧：被娱乐玩坏的历史

前些天看到一个新闻，炎炎夏日，横店影视基地一天之内就有8部“抗日剧”同时开拍。看来不久之后，电视荧屏上又会袭来一大波“抗日神剧”。

这一次，不知道编剧、导演和特效师又将开启怎样的脑洞，以超越前人留下的“手撕鬼子”“8年神预言”和“一枪打到200里外”的江湖传说。

频频出现的情节谬误和离奇的角色设定，已使“抗日剧”从传统印象中的正剧，走向了“武侠剧”“魔幻剧”“科幻剧”或“偶像剧”的不归路。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娱乐，抗日剧作为电视剧的一种，有娱乐因素本也无可厚非。但当荧幕被同质化的娱乐性远大于历史性的“抗日神剧”霸占时，事情就不那么“娱乐”了。

我们的影视业，真的只能拍出“被娱乐玩坏的历史”吗？我们的观众，真的只能欣赏“被娱乐玩坏的历史”吗？ 

影视制作者和观众，不妨都想一想：我们今日所为，亦是明日的历史。

抗日老电影：英雄的启蒙

抗日老电影中的战士，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屏幕上的英雄。小学时的我们，戴着红领巾，排着队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为《地道战》中老乡们的机智叫好、为直面鬼子的《小兵张嘎》捏一把汗，直直盯着屏幕，甚至忘了吃手里的零食。

八路军打鬼子，作为最早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那些电影中的故事，糅在跳皮筋的歌谣、平时的游戏里，也成了战后几代人童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老电影，第一次让我们见识到牺牲。大屏幕上，狼牙山五壮士飞身纵下山崖，每每恐惧伴着鬼子进村的音乐出现，都会有战士高喊：“不要管我，我掩护！”

屏幕前的我们，尽管早就知道结局是“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仍然不禁揪着心。而70年前战火中的他们，饿着肚子，拿着远不如敌人的武器，毫不犹豫地扑上敌阵，而这，并不是电影。

你、我、我们，都是在他们的掩护下走到今天的。荧幕上的英雄，把英姿定格在黑白胶片上。通过这些老电影，那些为了你我能过上平凡生活而不得不成为英雄的人们，永不落幕。

抗日游行：请与理智为伍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无疑给近代中国留下了一段无法抹平的创痛。以至今日，在中日关系产生摩擦冲突之时，依然会爆发高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日本滚出钓鱼岛”等口号的抗日游行。

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游行中，一些人发现自己的同胞成为被攻击的靶子。一位大姐参加抗日游行后，回到停车位却发现自己的日产车被砸了，不禁掩面而泣。

爱国从来都不是虚假的口号，义愤填膺的游行，应该是清醒理性地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借着爱国的旗号来宣泄内心的邪恶，释放对暴力的狂热。

请理性，请不要用暴力行动向当年犯下暴行的日本抗议。

左权县：不只是左权

在我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有8个县以人名作为地名，左权县就是其中之一。

为纪念抗战期间在此牺牲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当地百姓请愿以更改家乡名称的方式，将左权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烙进他们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一生。

如今的左权县，不仅有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左权将军烈士陵园等缅怀先烈的场所，就连县城最大的广场都要叫做“将军广场”，时刻提醒人们铭记左权的故事。

在1942年的那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们，有些像左权一样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则来不及确认身份，便被草草地葬在异乡，渐渐被人遗忘。

50年后，一个左权县的普通村民，在院子里挖到一具战士的遗骨，倔强的他从此便踏上了为左权县的抗战烈士遗骨寻亲的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20年。他找到的遗骨，有八路军音乐家，也有跳崖殉国的普通八路军战士。

左权的女儿说：“战士们都是英雄，不应该提到十字岭战役，似乎只有一个左权。”

那些被找到的遗骨的掩埋处，正是左权牺牲的地方。

汽车靠右行驶：不远万里而来的人

这好像是再平淡不过的事情了：大街上，所有的机动车、行人都沿着道路右侧行驶。

然而，如果你把时光倒流回7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车辆都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巡警部制定《交通暂行规则》时就定下的老规矩。但在二战末期，平衡被大批来自大洋彼岸的小伙子打破了：前来援华的美国军人，开着他们的军车，带着海量的物资，跌跌撞撞地上了左行的中国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早已习惯了右行。

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场面。1946年的《申报》回忆说，抗战前夕，“军用汽车云集”，常有行车秩序混乱发生，有时甚至“肇祸伤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此给行政院发了一封电文，建议全国一律靠右行走，这样可以“节省改装，减少肇事”。之所以“节省改装”，是因为那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式汽车，改装一部车可能会增加五分之一的成本。

终于，自1946年起，中国大街上的汽车都开始靠右行驶，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虽然并没有什么人会想到，这大街上司空见惯的景象，来自70年前不远万里而来的美国年轻人。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给战后的中国带来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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