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至7月12日期间，医药行业关于高价专利药、药品质量监督管理以及医药行贿等话题的舆情热度较高。财新网一篇关于丙肝新药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分析评论文章又一次掀起关于高价专利药的争论，媒体舆论场的理性分析与民间舆论场倾向“情绪化”的解读形成对比。武汉华龙生物制药公司小牛血蛋白提取物原料违规事件舆情持续发酵，食药监局频繁地“飞行检查”引起舆论关注。长龙制药公司陷入行贿门，医保目录调整的准则规范化的舆论呼声较高，与此同时，制药企业面临因医药腐败引发危机的舆情风险。

医药行业热点舆情话题解读

1.高价救命专利药再掀波澜 民间舆论场“情绪化”解读

财新网一篇关于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吉列德在中国索菲布韦关键专利申请的文章详细分析了丙肝新药（吉利德公司索菲布韦）无法进入中国的状况。此前，七家印度药企与吉利德公司达成协议推出索菲布韦的仿制药，价格远低于美国原研药。然而国内既不能仿制，又未与印度达成药品进口协议，便宜的仿制药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继2014年底白血病患者代购瑞士诺华印度而被检察机关起诉引发舆论争议后，高价专利药、印度仿制药再次引起关注。媒体深入挖掘分析了此类专利药在中国的情况，媒体的报道使得民间舆论场再次掀起关于专利药、仿制药的激辩。

媒体详细分析了吉列德公司关于此药的专利备受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质疑的情况。医药获取及知识组织（I－MAK）认为吉利德将公共领域的知识主张为自己所有的做法是滥用专利法；无国界医生组织中国“病者有其药”项目组负责人认为吉利德公司并没有为索菲布韦的研发投入多少经费，在专利方面的投入早已收回；英国利物浦大学一个研究组的研究显示药品价格与实际成本相差过大。还有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吉列德掌握索菲布韦的基础化合物专利根本不应该通过。《财新》的文章认为也许正是基于这些争议，中国政府选择驳回吉列德在中国的专利申请，而更倾向于与其谈判压低药价。

事件还引发了媒体舆论场关于启动“专利强制许可”的讨论。总体而言，媒体舆论场的讨论比较理性和客观。“专利强制许可”在必要时可解除专利壁垒，解决公共健康危机；同时也将大大降低药企的研发动力。法律界人士还指出，专利强制许可需要在涉及重大公共健康危机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签发，轻易启动将使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国际声誉受损。

相比媒体舆论场比较客观理性的分析，民间舆论场的辩论更激烈和情绪化。网民不理性的解读包括，第一，认为国家相关部门不批准专利许可仅仅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的利益；第二，不理解专利药药价高的原因：“中国的药真的真的太贵了，太有猫腻了”；第三，一味同情患者的境遇，忽略专利药价格关系药企研发动力。出现这些偏激解读的原因首先是，此前白血病患者陆勇为“病友”代购 瑞士诺华药厂的格列卫印度仿制药使得“仿制高价救命药”话题进入公众的视野，并激发了网民对陆勇为帮助“病友”治病而无意“触法”的强烈同情心，此次事件延续了这种同情心；其次，媒体文章标题中使用“天价”、“救命药”一类的措辞，过度强调专利药高价的表象，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中“浅阅读”的阅读方式导 致一些网民没能辩证地看待相关问题，深入理解为患者治病救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药企研发动力之间难以平衡的关键原因。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业的宣传需警惕网民对此热门话题的“情绪化”解读，防范一些偏激的观点被放大而导致进一步误解，引导网民理性认识问题。

2.武汉华龙生物制药动物提取事件持续发酵 舆论盼“飞行检查”消除医药行业监管顽疾

武汉华龙生物制药生产的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的中间产品来自牛杂店的药品质量事件持续发酵将近一个月。本监测期间，《中国经营报》发布文章对事件进行评论，再次掀起小风波。武汉华龙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因此被国家食药监局收回GMP证书，并被要求全部停产。食药监局的惩罚措施引起媒体的注意。

武汉华龙生物制药公司事件发生已久，媒体却仍然持续发布文章进行分析和评论。究其原因，与国家食药监局频繁发布加强医药行业“飞行检查”的措施，以及舆论对医药行业监管顽疾高度敏感有关。在与华龙生物制药动物提取物事件相关的报道中，媒体从企业内部监管和食药监局监管两方面详细分析了事件反映的监管问题。首先，媒体指出原料管理问题为此次事件反映的根本问题之一。企业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对原料来源，生产环境进行控制，而且企业内部质量保证部也没有发挥保证质量的作用。其次，食药监局的医药监管方面，媒体认为地方监管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同时医药监管出现疏漏、处罚措施不够严厉、震慑力度不足等医药行业监管方面的顽疾。

事件促使舆论关注食药监局频繁的“飞行检查”。舆论期待“飞行检查”能对行业起到震慑作用，并真正消除医药行业的监管顽疾。媒体指出，食药监局的“飞检”由原先仅针对生产环节，扩大至研发、经营和使用环节，并明确飞检过程中与公安机关的衔接机制。从2014年底开始，包括修正药业在内的知名药企都因“飞行检查”而被曝出药品质量问题，当时主流舆论观点就包括加大对药企的惩罚力度。惩罚力度不足是医药行业被曝质量问题后，常被媒体诟病的问题之一，此次事件也不例外。近期频繁的“飞行检查”也使媒体注意到惩罚趋严的变化。而对于武汉华龙生物制药公司受到的惩罚，一些媒体认为应该更严格。

3.长龙制药陷入行贿门　企业警惕医药腐败舆情管理风险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区域经理杨某某为使自己经销的药品能够进入2010年版安徽省医保药品目录，一次向童某某行贿20万元。童某某利用其担任省人社厅医疗保险处处长以及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多次接受他人关于所生产、代理的药品进入省医保目录等事项的请托，共收受他人人民币92万元和18张共价值18000元人民币的购物卡。

舆论对医保目录相关政策的关注相对缓解了药企面临的舆情压力。行业人士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省级医保目录调整标准过于模糊，给药商留下了足够的运作空间。而药商也承认，省级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表述：“调入药品应该是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十分模糊，没有明确标准。舆论对于进一步细化省级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呼吁比较强烈，媒体从明确分工的角度强调保证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药品目录由专家评审确定；相关行政主管机关仅负责目录调整的组织工作。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政策或将于近期推出，制药企业进入相关话题的敏感时期，企业应加强内部教育和自省，谨防出现医药腐败问题。

（东方剪报全媒体监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