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从中央到地方，围绕“为官不为”的讨论日渐热烈。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中提出“改革促进派”等词，引发社会广泛解读。5月6日，在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李克强总理一连讲了三个故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敷衍了事，给庸政懒政官员敲响警钟。而在地方，辽宁、湖北、湖南、贵州、广东佛山等地陆续出台相关办法，为“为官不为”行为画红线、列清单，同时采取将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等多种问责追责方式，力促为官有为、为官敢为。

除各地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列举“为官不为”的表现之外，媒体和专家也在报道和评论中为“为官不为”者“画像”，分析其社会危害。通过把脉问诊，舆论普遍认为，“为官不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官员从政道德和服务意识缺失，同时也反映出领导干部选任体制和考评机制存在缺陷，“让不谋其政者下，让勇于担当者上”成为提升改革执行力的必然要求。各界呼吁，要从制度完善和监督引导两个方面着力，切实提高干部干事的积极性，真正实现“为官有为”。

自4月13日至5月13日，与“为官不为”话题相关的网络报道达22308篇，其中，报刊报道1642篇，论坛7162篇，博客2409篇，微博3758条，微信4467条，呈现出较高的舆情热度。从舆情走势来看，4月初，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 调“对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坚决追责”，开始引发各界热烈讨论；4月15日，新华网刊发《形如“摆设”状如“木偶”整治庸政懒政需制度先行》一文，媒体网站纷纷转载，带动相关舆情攀升至顶峰；4月20日，新华社又推出时评文章《全面从严治党须重拳整治“为官不为”》，再次引发舆论对“为官不为”的持 续关注；5月5日和6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关于“争当改革促进派”和“推进简政放权”的讲话也让这一话题在7日迅速升温，进入新一轮热议。

2 “为官不为”面面观

针对“为官不为”问题，各级相关部门和媒体、学者纷纷通过形象描述，为“为官不为”者“画像”。江苏淮安将“为官乱为、为官不为”者形容为“太平官”“逍遥官”“糊涂官”“老爷官”“腐败官”；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用“怕”“蔫”“懵”“躲”“靠”“顶”六个字总结“为官不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 部副主任丁元竹列举了“敷衍拖拉，不办实事”“因循守旧，不敢开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三大表现；《人民日报》总结辽宁、贵州、佛山等地出台的办法，归纳出三个层次：从严格工作标准角度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认定，从思想状态上对杜绝“懒作为”提出要求，从行为规范、廉洁自律等角度对“乱作为”进行约 束；新华网则直接指出了典型的“四大不为”：“拖”字当头、“转”嫁权责、“踢”来踢去、“不”干最好。

除上述表现外，还指出了“为官不为”出现的一些“新变种”：有的干部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思路和工作方法调整不及时、不到位，缺乏主动进取精神；有的对反腐倡廉的新态势和新要求有“不适感”，怕担责任、怕担风险，甚至抱着“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敷衍态度。文章强调，“为官不为”现象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背道而驰，危害性不容忽视。任由个别“为官不为”现象滋生，不仅会伤害政府公信力、破坏干部队伍形象，更会殃及群众利益、影响改革发展大计。

3 网民呼吁整治“为官不为”

从网民反馈来看，超过八成的网民揭露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拖沓、互相推诿、“清闲度日”等问题，“为官不为”现象遭到舆论一致批评。因此，近五成的网民认为这一现象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和当地社会发展，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众利益，有必要加大对“为官不为”的整治力度。对于如何根治“为官不为”的顽疾，七成网民认为政府机构设置臃肿、官员监督考核不严等体制性问题是“为官不为”的外部因素，呼吁加快精简机构、简政放权，完善官员考核和监督机制。还有超过三成的网民建议从主观层面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增强其服务和责任意识。五成多的网民则要求加大对不作为官员的追责和惩处力度，提高约束力和 震慑力。另外，有20%的网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对“为官不为”的整治力度和各项举措明确表示认可和称赞。

4 问诊“为官不为”

1.官员思想意识松懈和体制不完善是“为官不为”的两大根源

在分析“为官不为”原因时，巴音朝鲁指出，理想信念的“软骨症”、高压从严的“焦虑症”、传统思维的“依赖症”、能力本领的“恐慌症”、权力寻租的“成瘾症”是五大主观因素。新华网也认为，“为官不为”暴露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以及权力观、政绩观出现偏差。

从体制层面分析，认为“为官不为”与选人用人机制弊端存在密切关联。一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未能真正做到“贤者上，庸者下”；二是现有奖惩制度对“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缺乏严格明晰标准的考评体系滋生了“庸官能混，懒官能撑”的土壤。除此之外，西安网评论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迟迟不推进，也导致“为官不为”现象在基层大行其道。

2.高压反腐、经济下行等并非“为官不为”的“挡箭牌”

《羊城晚报》、中国经济网等媒体注意到，在中央政府“加码”反腐、推行简政放权以及经济放缓等新环境下，部分领导干部却将其当成“为官不为”的理由，庸政懒政现象更为突出。对此，《新京报》、《南方日报》等多家媒体指出，反腐倡廉与治理“为官不为”并不矛盾，个别官员人为地将“守规矩”和“干事业”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本身就是“四风”的突出表现。新华网则认为，在经济下行、发展面临更大挑战的背景下，领导干部“为官不为”将会贻误发展时机， 成为深化改革的“拦路虎”。

3.整治“为官不为”还需精准量化，制度约束和监管问责是关键

对于各地为“为官不为”行为画红线、列清单，媒体普遍认为，这种以“一定之规”搭建清晰具体制度程序的做法，有利于形成震慑。但《人民日报》和一些专家也指出，具体措施仍有待精准量化，使其切实可行，在“为官不为”的研判上还要对主观能动性不足与客观条件限制加以区分。新华社则发文建议推行党员干部权力清单、程序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政绩考核和干部评价机制；纪检监察机关、效能管理部门和社会监督之间也要形成合力，对“为官不为”的典型案例及时曝光、严肃追责。另外，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和引导也被荆楚网等媒体所呼吁。

《解放日报》还提出，要特别警惕反腐与正风肃纪“临近拐点论”“影响发展论”“打击过头论”等错误认识，坚持严惩腐败分子与保护干部干事、查纠用人不正之风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相结合，彻底铲除“为官不为”的市场。

舆情点评

从今年全国两会将治理“为官不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中央高层先后对“为官之道”表态，以及各地频频对“为官不为”追责，中央和地方都释放出治理庸政懒政的明确信号。“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担当和作为，已成为当下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

其实，从去年起，各地便陆续通报一批“不作为”案例，引发各界关注。分析认为，“为官不为”现象之所以受到重视，一方面与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衙门式做派受民众反感有关；另一方面，这种消极状态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要求格格不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而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临转型升级及稳增长挑战的背景下，干部“不作为”容易阻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贻误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良机。整治庸政懒政现象已是刻不容缓。

但同时也应看到，舆论对于治理庸政懒政的要求并不仅限于“画画像”“喊喊话”，且形成震慑只是“治标”，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督问责才是“治本”。而在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上，更应将“高压反腐”和“为官不为”进行区分，避免个别官员将“干净”和“干事”对立起来。如此，方能真正做到对庸政懒政“动刀子”“出重拳”。

（东方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