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布的这篇新华社通稿十分简短，但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比如，在介绍工作组和检察机关工作时，记者以“连日来”开头，这说明有关方面早已经关注此事，并已经着手调查。此外，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回应了先前舆论针对哈尔滨铁路公安“自己调查自己”的疑问。更重要的一点是，通稿将此事描述为“民警开枪击毙涉嫌暴力袭警的徐纯合事件”，这与当地通报材料中的“案件”、“嫌犯”等表述有了一定的差别。虽然不能据此判断事件会出现逆转，但在真相尚不清楚时，客观中立的措辞至少体现出某种克制，也更有利于疏导公众情绪。

 

  前些天，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还在新闻视频里夸赞民警“棒棒哒”，现在整个人也好不起来了。昨天下午，他被宣布停职，原因正是之前曝出的“户籍年龄和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虽然如此“躺枪”不算冤枉，董副县长可能还是会想不通，原本只是去慰问开枪民警，却为何成了对自己的“举报”。董国生是否了解事件的真相呢？很难说。一开始，当地铁路公安部门的通报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话，语焉不详。习惯于“惜墨如金”，只列举简单梗概，不深究细节，更很少正面回应质疑，这样的信息披露方式，很有可能把当地政府也瞒在鼓里。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庆安政府明明知道真相，但由于利益攸关，也只好和铁路公安穿一条裤子。无论怎么说，董副县长在真相尚未披露时就忙去慰问，实在是缺了一根筋。他施施然地站在风口上，果然就“飞”起来了。

 

  事发之后，信息披露迟缓，舆论则持续发酵。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队长曾接受过新华社记者采访，“还原了当时现场的情况”。看上去确实比之前通稿进步很大，可我觉得他在讲之前，没有好好做做舆情功课，没能针对疑点说服公众。所以外界并不买账，觉得他是在“自说自话”。自己来回应“家丑”，本身就不足以让人相信。

 

  通过这番表现，我能看到在类似事件处置中，有关方面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那点小心思：只选择一家或几家自己信任的媒体，不安排深入提问，更避开舆论聚焦的关键点，并且不再答应其他媒体的采访要求。同时安抚家属，待他们情绪稳定地拿到“补偿”后，事件会慢慢被其它新闻热点覆盖，从而“化险为夷”。

 

  面对追问，当事方死活就不说话，这可能成为媒体追踪报道的“终结者”。虽然中央一再要求，政府要回应民众关切，但如果某个单位对某件事一定要保持沉默，好像也拿它没有办法。反而是根据媒体的采编规范要求，记者需要尽可能采访到当事各方，达到“平衡报道”，并以此降低报道风险。或有意或无意，相关部门在应对舆论监督时会利用这一“软肋”，让记者们的笔卡在“相关部门表示”那一行。

 

  舆论真的能倒逼真相吗？有可能，但不确定。越往基层，“舆论压力”越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曾经做过很多批评报道，之后等待好几天，也不见对方有反应。最终来了电话，他们开口就是“我们大领导看到了报道”、“上级要求我们”等等。所以舆论压力究竟管不管用，很多时候还得看领导的想法。这算不算一种倒逼呢？

 

  真相究竟为何，公众把希望寄托在“公布完整视频”上。但在工作组和检察机关介入之前，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由谁来公布才合适。各地政府针对突发事件基本都制定了应急预案，其中就包括外宣和舆情应对。但是并没有明确相应的机制和责任，这就会让这类事件中的信息发布处于混乱状态。像铁路公安这种处于改制中的单位，受公安部和铁路总公司的双重管理，又与属地的政府部门关系模糊，遇到事情到底听谁的，恐怕也很纠结。遇到特殊情况，只好等待上级指示。最终结局只能有一个：即便说了，外界也不信。

 

  对于事件调查和信息披露，中立的权威机构介入是共识。近几年很多事件调查时，都能看到检察机关的影子。开展法律监督，敢于纠错，这本就是检察机关在依法治国中的责任定位。前两天，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还就此给检察系统的官员们做了报告。解决“负面”新闻中的信息披露问题，让检察机关多出面，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

总之，拖着也不是个办法，不如索性竹筒倒豆子、把一切公之于众。真相是最好的解毒剂，也只有真相，才能让沸腾的舆论平息。

 

（东方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