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在舆论领域的对抗颇受瞩目。中日对抗的导火索是钓鱼岛和靖国神社，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经济实力反超日本出现的中日“新座次”。当前，新媒体对全球舆论都有深刻影响。在“新座次”和“新媒体”背景下，中国对日舆论应有新气象。

重视新媒体和“民间”力量

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其实是由精英阶层规定好的“精英舆论”，而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则更多表现出“草根特性”。在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中，对外宣传媒体和职业外交官等“官方宣传”作用巨大；在新媒体国际传播中，草根与民众的作用得到彰显，民间声音的影响力提升。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是一种感性逻辑，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读图、看故事、看视频确立对某件事情的立场和观点。

重视舆论生成机制中的民间力量。二战后，虽然美国在日本开展的大量文化项目背后都有美国政府和美国驻日大使馆的深度参与，但美方强调“文化交流事业与政府政策毫无关系，是纯粹的民间事业”。美国大使馆始终特别小心地让自己隐藏于暗处。文化交流项目负责人与美国大使馆的沟通被列为机密。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自上而下由官方规定的舆论形成机制更是被弱化，无序、无中心的民间声音更具影响力。如中国网民在新媒体上的“牢骚”也成为日本媒体观察中国国民情绪的指标；日本的“网络右翼”对日本社会舆论的影响不可轻视。在当前，中国大量的国际舆论工作都是官方主导的，且毫不讳言这些活动与官方的关系。除此方法之外，中国对日舆论应更重视民间的力量。

重视新媒体国际舆论工作。新媒体环境中的受众更注重感性化传播和故事化传播。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传播，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非常强，传播内容是否充实、攻防信息是否有力，传播策略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在政治、外交和战略上是否主动。新媒体是一个平台，其背后的大数据应得到更大重视、更多发掘。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对新媒体的运用显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从“二分法”到“多分法”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2013年，受汇率等因素影响，中国GDP大约为日本的两倍。两国经济实力“新座次”催生中日“新关系”，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亦需新视野。具体到对日舆论工作，不妨从如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从“二分法”到“多分法”。历史上，对日“二分法”曾起到巨大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采取了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二分法”策略，对瓦解日军士气起到积极作用。在二战结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中国继续对日采取“二分法”策略，团结了大量日本民众，最终实现“以民促官”。新时期，“二分法”依然是中国对日政策的主基调，强调破坏中日关系的是一小撮右翼势力和个别政客，广大日本民众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力量。

当前，日本社会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民主制度确立后，少数政客也是由选票选出的，具有其“合法”的民意基础，简单地进行“二分”显然已经难以对其进行孤立。而在领土争端等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对华友好派和反华派又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使中日交流面临困难。如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有部分民众坚定地认为其是“日本固有领土”，有一部分人则主张继续“搁置”，还有一些人认为其是中国领土。在这种背景下，建议对日本社会进行科学的舆情调研，依据其对问题的态度，进行“多分”，从“二分法”逐步转变为“多分法”。

建立周边国家“舆论统一战线”

注重国际说理，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当前，除GDP外，中国在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迅速崛起，很多海外民众和媒体认为中国跳不出历史上一些国家“国强必霸”的逻辑。在钓鱼岛争端和中越南海争端方面，日本媒体借机塑造中国“蛮横霸道”的形象。

对此，中国要做的，不只是要让国际受众知晓中方主张，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中方主张的理由、原因和证据，让其信服中方主张，这就需要积极的国际说理工作。中国官方表态一定要同时辅以积极的国际说理。如在日方炒作中日飞机“异常接近”时，中国通过及时公开争端视频，孰是孰非，国际舆论自有评判，成功让日本处于被动地位。

此外，还可以积极通过民间渠道，佐证中方主张。如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南海渔民的风俗、传统，把中国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捕鱼的事实通过故事化、感性化的方式进行传播，让国际受众信服。

强化面向第三国舆论工作。中国面向第三国舆论工作的典型案例是此前的“大使撰文”，其重点放在了欧洲。日本在中国周边国家做足功课，希望与它们联手抗衡中国。日本在对华舆论战政策方面，一贯采取联合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策略，积极制造领土舆论的对华包围圈。下一步，我国应重视面向周边国家的舆论工作，增强中国涉日国际舆论工作的主导权与发言权。中国在处理中日领土争端、中越领土争端、中菲领土争端方面，必须建立良好的舆论联动机制，建立“舆论统一战线”，打破“舆论孤岛”效应。

（东方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