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我们常会听到“三人成虎”的典故，在《战国策·魏策二》中庞葱问魏王：“若有一个人说市集上有老虎，您信么？”魏王说绝对不信；庞葱又问：“又有第二个人说市集有老虎，您信么？”魏王犹豫着说自己半信半疑；庞葱追问道：“若是第三个人说市集有只老虎呢？”魏王当即点头称：“必信无疑”！

一个流传至今的典故，却透露出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舆情观”，其中尤为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即不管是谣言抑或事实，但凡经过“人”聚之成众地发酵，必然会影响公众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其实想来，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魏王”，思想极易受到舆论的影响，舆论言左则目不视前，舆论言右则坚决转身。若是舆论均是“善言”，客观、详细，与事实集合紧密，哪怕添油加醋，多一些无伤大雅的“剧情”也是在情理之中，可如今的形势绝非如此，谣言禁而不止，网络敲诈及有偿删帖亟需整治，许多网民言论介于“不合理却不违法”的灰色地带，难以有效监管。

说到“谣言”二字，中国公众形成强烈周知感是起于2014年国家对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谣言推手的重惩，自此许多公众才清醒过来自己被“带错了方向”。随着时间推移，我国惩治网络谣言等网络舆论案件日趋紧凑、狠抓不懈，如今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网络舆论环境却诚不可观。笔者常常关注各项报道中的网民评论，仅就一个“富”字举例，凡涉及某明星出国办婚礼耗费巨资的，评论多半称“有钱为什么不捐给穷人”；涉及某国内富商海外投资的，评论亦称“有钱为什么不捐给穷人”；涉及买豪车、住别墅、一掷千金等“任性”行为的，均是一句“有钱为什么不捐给穷人”，仿佛所有经合法途径致富的人士都应当甘于清贫、杜绝消费，努力挣钱“养穷人”。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公务员涨薪无耻”、“公车改革虚伪”、“南海求战越南”、“外交部谴责成瘾”……一系列看似无知却显然是发挥了“言论自由”的“愚论”，如同脱缰野马驰骋在网络的每个角落，让原本客观明了的事实染上了诸多“雾霾”，“仇官仇富”等社会心态空前泛滥、国家政策举措皆成众矢之的，长此以往，“不合理”即是成为了那只市集恶虎，让不明事实者深信不疑。

“愚情”失控，确实是一项亟需应对的问题。我国网民数量大、分布区域广，网络管控无法深入到方方面面，“打地鼠”式的监管机制可治表症但病根难除，有了造谣者就抓、有了诈骗者就关、有了违法者就查，严打过后网络环境依旧颓势斐然，低俗、无知充斥其间。毋庸讳言，政府监管之手确实无权触及“不合理”的言论自由，网民自然能充分发挥个人权利表达观点，舆论洪流强行封堵必然引民愤然、适得其反，而为加强不正当言论管控，还须学学“大禹治水”，疏而导之。加强引导说明是关键方法，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需要一些“排头兵”，评论文章、解释性报道要有效用起来，把舆论方向及客观事实指出来，例如国家网信办26日发布的《“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十大案例典型》，对国家正值大力整治的网络问题用案例进行了现身说法，让公众看到此类现象的危害性，自然就有了舆论凝聚力；公众人物效应也应广泛用起来，如今“不信事实信偶像”的网民不在少数，公众人物产生的“说服效应”远远高于“道理”本身，而且公众人物之间往往能够形成一种共识，且为保护个人形象，个人言论普遍趋于理性，一旦针对同一个事件产生了合理“公知性”，所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当然，在面对“愚情”的严峻形势面前，也应看到其背后的根源，例如仇富心理源于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步拉大，质疑国家政策源于一些让公众失望的“前车之鉴”，要做好舆情监管引导，“身段”就要硬气，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任何舆论关注的事件若真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点，其终究能经受住时间考验，“愚情”自然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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